从《读库》丛书编辑部那里看到李桦先生早期一批木刻版画作品，使我十分惊讶，大部分作品我从来未见过。李桦先生仙逝已十六个年头了，去年我由海外归来，又听说师母也去世了，本来我们都住北京金台路中央美术学院一栋宿舍楼、他是二门我是四门，而今人去楼空，感慨无限。写这篇东西，作为对恩师的悼念吧。

      李桦是中国现代创作版画20世纪30年代第一代的代表者，是40年代现代版画的领军旗手。50年代以后，李桦是现代版画教育进入美术最高学府的创始人。李桦是中国现代版画队伍中公认的泰斗，中国现代美术史必须这样来定格。

      中国现代版画是鲁迅于1931年首创，并亲自从日本邀请教师，亲自做翻译、组织的现代木刻版画培训班。是鲁迅看到现代版画的战斗性对中国的迫切，那么李桦正是当时被鲁迅先生看重的一位佼佼者。

      徐悲鸿在抗战胜利后，1946年率领了一批中国美术界精英北上，组建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其中就有李桦先生。徐悲鸿看重他绝不只是当时他画的天桥水墨人物写生画，更主要的是让李桦在中国美术教育最高阵地上，作为带头人创建版画科系，这个重任，李桦在不久的50年代初完成了。是李桦高举旗帜，带动了全国艺术院校的版画教育遍地开花。

      从此，现代版画中心，从日本转向崛起的中国，在世界上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李桦先生的人格力量，艺术创造以及传授桃李，被公认为艺界楷模，他视中国版画事业为生命。

      我从1948年开始在国立北平艺专时期授教于他。后来又在他亲自创建的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跟随他任教，使我深深感受到的是，在中国版画教育事业中，在全国版画组织中，无处不存在他的影响，像血液与空气。

      李桦先生的生活，有条有理，说一不二，干净利索，以诚为本，绝对是位典型的君子。那么他的作品风格与人品极其统一。我在1980年写过一篇分析他的木刻版画作品技法特点的文章，我是这样说的：“他手中握着的铁笔，是以木代纸、下刀直干的，他准确肯定，毫不含糊，以单刀、斜刀为主，其他刀法为辅，干脆利落，抑扬顿挫，节奏分明，线条挺拔有力，严谨而单纯，颇似作者本人性格。越到后期，他的刀法更臻干概括，洗练之极，绝不拖泥带水。这从他早期作品以及后来为鲁迅小说创作的插图—一《在酒楼上》《狂人日记》等木刻作品中，都可以说明。”

      回想40年代中期，那时我作为一个中学生跟着学兄们进行学生运动，见到进步刊物上登载着李桦那些反映中国劳苦大众在灾难中的木刻作品，撼我心脾：痛苦挣扎、呐喊反抗、被欺压被污辱、离乡别井走在死亡的生命线上。一位艺术家人的心与劳苦人民紧密相连，那绝对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有良心、有正义感的艺术家。

      可以看出，中国现代版画发展历程，形成了几个时期特别明显的不同面貌。

      30年代，由于创作版画（主要是木刻版画）在中国刚刚兴起，技法上模仿西方在所难免。李桦曾去日本学习过，见习较多，他依然摆脱不掉其影响，包括他运用制铜版的排刀，雕刻画面上的灰调子。但是中国版画在中国一生根，即未辜负鲁迅先生的期望，高举战斗精神向旧社会冲刺。

      40年代，这是中国版画的成熟期，个人风格也在形成，依然是沿着战斗性在壮大。国统区和解放区的木刻版画运动方向都是一致的，都是反映现实生活，要求民主、号召抗战救国为主题。

      50年代以后，版画队伍更加扩大，由于大多数作者掌握了绘画技巧，创作的社会面极大丰富，技法更全面而精致（如套色、油印、水印等），画面尺寸也不同以往从小幅为主了。这是中国版画的繁荣期。

      而今的版画发展，更多种多样，已与世界的现代手法接轨了，从内容到形式，花样翻新，而战斗性却淡化了。李桦先生忙于版画教育事业，个人创作的时间明显少了。他又是一位严谨的学者，去英国、中国香港访问考察，都属于他研究学问范畴之内的事。除了他的木刻版画精装集出版后，还陆续出版了《西屋闲话》以及版画史论和技法讲稿集子等，又都是他业余抽时间完成的。尤其外文出版社为他出版的中、英文两种版本《中国古代版画和现代版画》，影响深远。

       与李桦先生相处，尤其在他领导下工作了几十年，大家对他尊敬有加，学生都爱戴他敬仰他，他完全是长者之风，和颜悦色，一视同仁。李桦只有一个女儿，留苏专家，过早逝世。他平时少言少语，遵守自己一定的作息规律；他除工作之外，读书看报、作画练字，著文回信，按部就班一丝不苟。后来他由于耳聋，心更静了。

      关于李桦对我个人的厚爱，只举几件事来说明。

      其一，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北京每年“十一”和“五一”都有游行活动。李桦是北京市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前往天安门观礼是必然的。1960年5月1日将临，一天李桦在版面系办公室进我一张天安门观礼券，他说自己不想去了，让我去。我说这不行，那是不能送人的。而他说，没有关系，你一定要去，不要送人，也不要告诉别人。那天我真前往天安门前，按观礼券上的号码找到观礼台的位子。很巧，遇到了我中学好友艾浦，他在公安局工作，他便装值勤。这说明李桦对我偏爱有加。

      其二，“文革”中我们都被下放到石家庄地区磁县，去接受部队劳动教育，那是1970年。一次我被批判，心中无比恼火，中间休息时，屋子里只剩下李桦先生和我并坐在各自的小马扎上，李桦向我挪了挪，忽然拍了我的大腿一下说：“杨先让，我知你情绪不好，不要离开版画系，我很喜欢你。”弄得我莫名其妙。人所共知李桦是一位不轻易表达感情的人，而今他自己前途命运尚未保，离不离开版画系，又说喜欢我，都过早了。不过在那种日子里，能获得他这种温情与信任，够暖人心了。

      其三，1980年，江丰院长硬把我从版画系调出来，去负责刚成立的年画、连环画系，李桦先生明显舍不得我的离开，可是他也没有办法扭转院里的决定。一天，我推着自行车进学校大门，正遇上李桦下课出校门回家，他看到我便走了过来，手扶着我的车把，像有事要对我说。我等着，他看着我，然后又将目光转移到他把着我的车上的手，半晌无语，最后竟没说一句话，慢慢地离开了。我一直站在那里看着他的背影，那是一种无法表达的“情”，我只能作如此理解。

      其四，很早了，我曾向李桦先生借过他的小排刀用，这是一件小事，我已忘掉了。可是1988年的一天，李桦忽然找到我，递过一个小纸包说：“送给你。”我急忙打开一看，原来是那把小排刀，我马上推辞说：“我以后不会用它了。”而他也说：“我更不会用它了，送你吧。”我收下了，我知道这把小排刀起码跟着他数十年之久，却成了我水久的纪念。

      其五，1992年，我准备对木刻版画洗手不干了，想出一本版画集、决定求李桦先生写前言，我估计他可能训斥和拒绝我，恰恰相反，他愉快地答应了，并且不需要看我的图片，三天后写好交了给我，那是一篇充满了赞扬我的文字，是真情。

      李桦作为中国创作版画队伍的先驱，并赢得中国美术界的崇高声誉，这是历史的必然。

      人们将永远地怀念他。

         本文选自杨先让：《三人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96-200页。

      杨先让，1930年生于山东牟平养马岛，1939年随家人迁居朝鲜，1944年回国求学，195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绘画系。曾任人民美术出版社编辑和创作员，文化部研究室研究员，文化部职称评定委员会委员，中国美术家协会版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民间美术学会副会长，中央美术学院民间美术系主任、教授。 

2010年8月中旬

杨先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