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是什么？是你跟他在一起待着不说话待一天都不觉得难受因为气味相投，在一起待着就觉得舒服，可能什么事也不做，什么结果也没有。我和方力钧肯定是这样的朋友。这就是哥们儿，有时候喝不动酒的时候，我说“别喝了”，他就不喝了，他是真喝多了，不是我劝的。朋友其实就是像我们这样，在一起待着不烦，我觉得这是最高境界了。朋友不是在一起共事，即使共事，就事论事都很愉快。真正的朋友，你没事的时候让两个人在一起待着，你能待得住，这是朋友。”

                 ——杨茂源

       那是1985年9月，大学入学的时候，我和方力钧住在中央美院的同一个宿舍。第一天入学，我刚好碰到他，他比我晚来了一点，我睡了下铺，他睡在我上铺。我记得是他父亲送他来学校的，然后打一个招呼就走了。我一看是一个班的同学，这时候隐约感觉考试的时候我们似乎还见过面，就对他有点印象了。第一眼见到他，没感觉，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孩子，很安分的样子。紧接着，我们班就下乡去盘山写生，在我们班，我跟方力钧、刘炜、扈海峰、洪浩的关系比较近。平时一起玩儿的很多朋友都是相互交叉的，有时候我老乡来，但是我不在学校，方力钧就替我接待；有时候他老乡来，邯郸的或者是河北的朋友，正好他也不在，就由我就来接待。

      老师很喜欢方力钧，因为他比较周全，这种周全体现在他是工作之后入学的。我们班一共有九个人，有两个人是这样，班长扈海峰也是年龄比我们大一点。方力钧比我大三岁，我是属于高中毕业直接就去大学，上学的时候，这样的学生背景在学校差别很大。

      我们俩怎么能成为朋友？可能因为住得近，我们俩还去照相馆拍过合影照片呢，而且经常一起出去看电影。那时候，我们中央美院多文艺啊，去小西天电影资料馆看电影、去音乐厅听四重奏和交响乐，那是必修的。我们经常约着一块去，就骑自行车，老是约在一块玩儿。后来，李津从天津跑来中央美院找方力钧，他们之间熟嘛，半夜进去胡子拉碴的带着霜。我说：“你干吗呢？”他说：“明天早上去小西天看电影。”我们都爱去小西天电影资料馆看电影，因为那时候国内没有那种电影，就是比较文艺的片子。那会儿看文艺片是很洋气的事，就是瑞典电影或者是伯格曼的电影，很多类似这样的电影。那时候一块玩儿的次数比较多，而且很多朋友，像萧昱，我们虽然不是一个班的同学，但是我跟萧昱比跟我们班很多人都熟。

      那时候读书，我们在学校住了一段时间后就搬到外面去住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住在外面，一会儿租大栅栏的房子，一会儿在东单那里租一个房子。我的宿舍基本就成公用了，专为外地来京考试的那种人提供住处。

      我跟方力钧上下铺住了一年多，后来我们俩都搬到工作室去住了，隔壁挨着隋建国。在那住了差不多两年时间，这两年我们有时候在外面租院子，那时候也瞎胡闹，为了玩儿方便，都租住过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那边的院子，就是现在传媒大学那边。我们以画画的名义租院子，但是我估计他一张画没画，我也一张画没画。我们在工作室不画画，就是玩儿。同学多，一帮人，折腾两天，各自就算了。

      那时候在学校比较有趣，方力钧是一个比较用功而且是比较投入用心画画的学生。那会儿的他跟现在也没什么区别，人一辈子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小时候什么样长大了还是什么样。只不过他在某些领域里面会放大，比如说交往的人多了，责任感多了，承担的东西自然就多了，读书的时候没有这些。读书时期，他就是一个孩子，品质好、有诚心、比较用功、对别人充满善意，就是这样。

      我们俩读书的时候喜欢游泳，尤其到夏天，从夏天一直游到秋天。记得是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我们骑着自行车从王府井到后海，他一猛子下去，就游到很远。我们不是锻炼，就是觉得游泳挺爽。尤其看我们同一届的同学正在上体育课，跑来跑去，我对方力钧说：“咱俩别让体育老师看见，赶快走吧”，然后逃课游泳去了。那时候中央美院，尤其是我们班学生都很叛逆，上大学二年级的时候，体育老师才认识我。我几乎没上过体育课，有一次上课老师说：“你站错队了，这不是你的”，我一看既然老师说我站错队我就不去了。后来老师说：“原来你一年都没来上课啊”。

       我印象深的还有一件事，有一次我们去圆明园，好像也是刚入学不久。圆明园一片废墟，比现在好一万倍，看着圆明园的青草有一人多高，走过去有水声，一看底下有巨大的雕花石柱，就觉得很神奇，那是真废墟。现在弄得像公园了，那时候多好啊。老师带我们去写生就在清华，那时候写生一件作品都没留下。写生待了一周时间，我们就在圆明园瞎溜达。当时，我对圆明园第一印象太好了，方力钧那时候也觉得这地方真是好。我记得好像是1985年还是1986年，应该是入学没多长时间，等后来我们到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就几乎不太能上课了。我们一帮人，年纪差不多的，有工艺美院的，有自己学校的，骑自行车去圆明园转一天，然后就到现在的福源门村，后来的圆明园画家村那里玩儿。我说这里怎么盖了一排新房子，面积还挺大。方力钧就爬到墙头往里看，说这当画室特别好，大玻璃窗的什么都特别好。然后就去问一个月出租多少钱，好像是100块钱，我一看太贵了，这对当时的我们确实是天价，后来我们就回来了。可以说那是方力均去圆明园的一个引子，在心里隐隐约约的有这么一个东西，他有这样一个可以画画的地方。所以后来方力钧会去圆明园画家村。

      在中央美院读书，感受最深的体现在教学改革上。一方面，老师希望你接受特别传统、特别严格的训练；另一方面，老师又找不到未来的方向。我们上学的时候非常叛逆，严重到可以把老师关在门外面，比如老师有三个星期的课，过了两星期，连教室都进不来。学生把门锁上，老师在外面敲门，学生就听崔健的摇滚，音乐放得很大声，假装听不见。老师气得就不来了。好长时间就变成完全的放任自流，主要是靠自己跑去看展览、看美术馆、翻图书馆、看画册，同学之间喝酒、聊天等，这样交流更有利于学习。当时有一些好展览，看完之后觉得，这个世界比我们现在知道的世界大很多、宽阔很多，上学是这样的一种感觉。等到了1989年的时候，就隐隐约约觉得这个世界好像大得没边了。当时感觉到再大的世界，总得有个地儿是你呆的地方、你立脚的地方。可是该怎么办呢？没有依据告诉你靠什么来选择。可能是本能，回到最原始。准备一大把6B到6H铅笔，全部削尖了，削得特别尖，磨得特别光，用6B的铅笔开始起稿，然后慢慢地到5B、4B……一直到6H，等于说，在上另外一个台阶的时候，起点还是回到了最原始的状态，从最原始的状态再往前进行。

      1989年毕业，我就直接跑回家去了。我是9月份回学校领的毕业证，当时北京找不到工作，我就直接回大连了。在家待了一年半，那时候我就不想工作，后来老在家里面待着混来混去，我说那算了，我就在大连一个学校当老师。

      方力钧跟我妈挺熟的。我们关系近嘛，我们俩住一块，他父亲来北京，给他带一饭盒鱼，他不在，我说：“我吃了”，他爸说：“你吃吧”，我说：“我给他留两条”。有一回全吃了，他回来就剩一个空饭盒。他爸爸做鱼做得特别好吃。我说：“对不起，我正在吃的时候来了几个别的人，没留住”。我们之间是这样的关系，毕业之后，他给我妈写信，让我回北京去。那时候只能通过我妈单位收信，通信都不发达，都没有敲门往家里送信的习惯，基本上要么单位，要么街道，要么居委会。 偶尔会有个电话，碰到别人家有电话的，可能就给我妈单位拨个电话。我妈经常回来说：“方力钧来信了，让你去北京，你到底怎么想的，去不去？”

       有一年，回忆里应该是1990年，方力钧来大连了。那时候他在北京实在过不下去了，买了一张船票就一分钱没有了，那些画卷一卷全放在萧昱那里了。他的行李据他说就一个简易的塑料袋，还是洗过的塑料袋。以前的塑料袋比现在好一点，一摸就响的那种，都旧了，他洗干净了，装上两件换洗的衣服。夏天嘛，穿了一双拖鞋，直奔天津坐船来了大连。当时我妈就跟他说，你赶快来大连吧，这边包了一个活，能挣很多钱。我们家一个朋友在部队里，有一个坦克基地需要画一些坦克教学图，量挺大的，我肯定画不过来。我妈说：“你弄不过来，干脆让方力均过来画吧”，我说：“行”，然后再叫上另外一个叫田彬的艺术家，他们俩去画的这个活，我那时候已经在师范学院艺术系当老师了。

      方力钧在大连可能画了有一个月，反正待了一段时间，挣没挣到钱我不太清楚了。他说他拿了钱就走的，我都没印象了。有他在我整天有小酒喝，我住在村子里面，我学校的地方是日军占领时期的别墅区，我在那里租了一栋日本的房子，离海边步行几十米远就是沙滩。那个沙滩跟泰国的沙滩一样，就跟青岛的细沙的沙滩很像，很好的沙滩，没人。

      方力钧在那住了一个月。他整天起来就画那个东西，我都想跑，我受不了那个东西，这就看出一个人的毅力。他为了赚钱就天天画，就是画一些绿线、红线。我实在画伤了，后来就画不动了，他要不去，这个活我就画不完了。结果他在这待了一个月就回北京了，据他说回北京经济情况就有转机了。他兜里就有闲钱了，有几百块钱就是闲钱。

      那时候几十块钱可以过一个月，其实我们上学的时候，一发钱下来第一件事都是买饭票，买半个月的饭票，因为买一个月的饭票买不起那会儿是家里资助，系里每个月还给19块钱补助。买完饭票，买一箱挂面，买一袋固体酱油，放在箱子底下。我估计你没听说过，那酱油像大酱似的，你掰一块往锅里一扔就变酱油了。预备半个月，之后真的断粮的时候就拿出挂面，掰一块固体酱油往锅里一扔，再去食堂偷两根葱，往里一扔就是一顿饭。

       方力钧在圆明园的时候也过的是这样的日子。那时候他从大连回北京之后就辗转搬到圆明园去了，就是我们上大学去看的地方，也就是后来圆明园画家村。那时候他经常打个电话骚扰我。我在学校当老师的时候系里已经有电话，他就给我往系里打。他说：“赶快来北京吧，有展览什么的，你不来不行。”因为大连太舒服了，我每天拿厚厚一摞书，那时候看俄罗斯文学，在海滩上当枕头睡觉，一睡睡半天，火车一过，能听到火车声音，然后回家把衣服一脱，换一身衣服上课了。常年就是这样，太舒服了。周末回来的时候，我的门前都会放点酒、肉、新鲜疏菜，因为很多学生都是来自乡下，他们送我新鲜疏菜，也有很多当官的，家里是局长，要么就是书记的那种，就把肉和酒搁在门口。

      那一年正好赶上快放假了，我是教研室主任。大连没有几个北京的学生，我跟我们书记说：“我要请假去北京。”他问：“多长时间”，我说：“最少得两个月。”他说：“课堂的课怎么办？”因为我上课是主力老师，推不掉。我说：“你让别人代一下课。”他说：“坚决不行”我说：“我必须得去”，他说：“这假肯定没有，只能给你矿工了。我说：“这样吧，我就辞职了。”他以为我开玩笑呢，然后就过去了。回家我就收拾行李，跟我爹说我就去北京了，我爹也知道我已经成年了，他也不会怎么说，然后我就来北京了。那是1992年下半年。来北京我也没跟方力均说，我就知道肯定是在我们读书看好的那条街，直接就到圆明园，在村里转了一圈，我就奔西村的方向走。我记得骑车应该是往那个方向走，但是已经跟读书时候不一样了，人逐渐有点多了。走在那条街上，迎面过来几个骑自行车的，我一看头发长长的，心想没准就是画画的。正好旁边有一个推板车的人走过来，正在搬家，车上有一些画。我走近一看是田彬，就是跟方力钧一块去大连画画的艺术家，是我们特别好的哥们儿。

      他知道我要来北京，但是哪一天到北京他不知道，也不知道我已经来了，那时候他也没电话。好像我来的时候，方力钧还不在北京，他可能是在成都，过了几天回来，我们才见面了。我住在他那里，他的工作室没人，我就在那里住了几天。他回来之后就开始张罗，跟我说：“你弄一间画室吧。”我那时候还没真想辞职，在圆明园待了一个星期，看身边都是熟人，王音也在那里。我是去圆明园之后认识的王音，邻居嘛，都挨着。在圆明园待了一年多将近两年，方力钧就已经出道了。他和刘炜出道都比较早。那时候，我印象中在圆明园周围的人，每个人有困难的时候方力钧都主动帮助，包括帮助我。因为当时不可能卖画，没有人买，没有展览，也没有画廊。

      我来圆明园之后，就把铁饭碗辞了，学校把学籍给我保留了好几年。我对学校说：“你们别占用名额了，给我扔了吧，爱扔哪扔哪吧。”所以一直到现在扔在哪我都不知道，反正就这样了。

      在圆明园，我和方力钧交集很多。很多时候都在他那儿吃饭，有很多朋友，像祁志龙、岳敏君、杨少斌等等，反正到点吃饭了，就习惯性性地去方力均的工作室。他也主动请大家吃饭，来个人，买条鱼，再多买点黄瓜，这个钱他有了。那时候很多艺术家的钱是盘算着用，他对人也不拒绝了，时间一长就变成一个习惯了。反正习惯性地去他那喝酒.吃饭是很正常的事，没有人问为什么。我们那时候经常去，一会儿在我那儿，一会儿在王音那儿，一会儿在他那儿，就是一条街，大家都很熟，在圆明园画家村时基本上是那样的状态。所以，圆明园现在讲起来对一个人的一生是特好的一段时间。那时候因为没人管你，靠自律，你对自己的修行、修为、诚信，你的习惯是好还是不好，大家在一起一目了然。你勤奋、正直、善良，有时候会有一点懒惰，有点小心眼。在这样的生活中，每个人都会互相调整。

      那时候，方力钧的展览已经比较国际化了，我记得是他参加威尼斯双年展之后，他在欧洲有一些展览。那年代的中国社会，你出门坐车都不敢跟人家说我是艺术家，因为没有艺术家这个职业。什么是艺术家你在别人眼里是盲流。

       我们经常睡着觉，半夜2点来人了，门被人一脚给端开了。不是公安局，就是协管，拿着大手电直接就往床上照，他觉得你们这些人不是正经人。对他们来说好好的大学老师不干，辞职到这里来，要么脑子进水了，要么神经病，要么你就对社会不满，他们就有这种错觉。我那房东就是安全局的，每个月收我的房钱，说：“不着急”，我说：“有钱。”那时候300块钱一个月，给了钱之后，他就老想跟我聊天，那个人很好。他说：“我不管这事，我是安全局的编制，但是我不管这事，我知道你们是谁谁，你没事。”他特别清楚。我刚刚说的一脚把门瑞开的情节不是我，是我们画家村其他的画家，因为这个故事很有名，经常一脚把门瑞开看看你有没有不轨行为。看看你的学生证、身份证，要是没有的话就地遣送回去。

       我还记得第一次去圆明园方力钧工作室看他作品的时候，感觉比较震惊，发现他的面貌不一样了，经历“89”后的心情无法排解，他用最强烈的方法表达他的那种心情。当时我就知道，方力钧这个人，包括他所有的工作，我觉得他可能是最不受别人影响的艺术家。这一点对他来说，我现在看是感觉最强烈的一点。你看他在大学举办的文献展，他小的时候画的画，跟他上美院时候画的画没有本质的区别，美院的时候画的画，跟现在画的画也没什么区别。现在改画水墨，他画的所有人，你就知道这个人是跟自己贴得特别紧的人。他特别在意呈现自己特殊的一种形态，他是一个什么人，他生存的艺术就一定是，而且只能是他生成的，很难参杂别的。比如说你要看别的艺术家，比如可以看到这个德国人的影子，那个美国人的影子，或者是韩国人的影子，反正任何人的影子你都知道。他在躲避、强化。他会在自己的声音里面强求找到这种元素。方力钧一丁点都没有，我觉得画画是他的强项。

      1993年，圆明园以方力钧为首的好多人想走，因为不安定，天天有人骚扰，很不舒服。那时候方力钧是有能力走的，他不像别人需要扎堆才能吸引人来注意，那时候他已经很有名了。当时选择宋庄是因为我们有一个邻居也是画家，他的一个学生是小堡村的人。有一天方力钧说咱们去那儿看一看，我们一行人就开着车去通州了。那时候通州没有高速路，只是国道，两边都是老柳树。柳树上跳下一个戴着草帽子的老头，拦住我们都觉得不奇怪，当年是那样一条路。到了小堡以后感觉就是典型的河北农村，我很不喜欢，我说宋庄太土了，我对这个地方没兴趣。我觉得圆明园很好，废墟、森林、香山、有水。

      方力钧很快就在宋庄订了一个院子。他订了院子之后，有几个人也都订了，我想都订了我也订吧。就这样找了一个院子，好像也挺大的，有一亩多地，房东是兄弟俩，院子里有很多树，但是房子快倒了。我说就要这样的，拆还不可惜，重新盖更省事，于是从城里拿钱，第二天准备来交钱。返回北京城里，然后喝酒，接到王音给我打的电话。他在十三陵玩儿，他说：“我发现了一个院子，这个院子太牛了，太好了，但是太大，我觉得就你能住”。我说去看看吧，然后我就直奔那边去了。我一看太喜欢了，明代的院子，院子里面有十几棵上百年的柿子树，柏树有好几棵，院墙都是明代一米厚的墙，西面是一条河，远处可以看到泰陵，特别好的地方，我说不走了，就在这儿吧。而且粮铺有十个粮仓空的，每个粮仓都有200平米以上。最大的粮仓，我开车可以开进去。于是我放弃去宋庄。方力钧看了之后就说你弄了那块破地方。那时候也不像现在这么忙，1994年和1995年前后，他经常开着车从宋庄到我这里来说：“你陪我进山溜达溜达”。

      那两年时间，就我们两个，老开车去山林找路。那段时间从怀柔到昌平，往张家口那边，延庆，几百条路，凡是车能开进去的我们全走过。我们找风水好的地方，像十三陵那个地方在全北京可能是独一无二的，我说：“你别再找了，你要再翻八达岭往那边去，冬天北京下点雪你就回不来了，因为得翻山。”

      王音很早搬来宋庄，是1996年还是1997年。我很晚，我是奥运会前后来的宋庄，因为我在昌平那个地方的工作室到期了。再续租只能年年的续，那么大的院子，每年维修费都那么贵，一年一续没法弄。我那个周围前后吸引了很多人，后来有做高尔夫球的、做葡萄酒的、做引擎开发的等等。那个地方的风景太好了。

      工作室搬到宋庄是因为老栗（粟宪庭）他们做的那块地。老栗跟我说：“你来村里盖房子，起码保证你20年没问题”，我想也是，后来绕了一大圈又去宋庄了。现在宋庄的工作室不到2亩。我原来租的房子是12亩，就当库房了。

       方力钧在宋庄盖了工作室，他特希望招很多艺术家去他那边，大家都是朋友嘛，每人分了一个屋。我后来理解他为什么在哪儿都能画画。他在加油站都能画画，去加油站吃个煮鸡蛋，挺高兴的，在车上他也能画一张画。他一定是这样，他是不分场合画画的那种，我们坐在一起吃饭，喝着尽兴的时候，发现他不见了，等找过去一看他正画头发呢。然后笔一放下接着喝，一会儿再画另外一张。我问他：“你是什么脑子？”每个人的形态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差别都很大。

      方力钧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你知道他为什么老是约着老哥们儿一块喝酒，一起聊天，他就是醉了也觉得很舒坦。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如今，30多年过去了，他身高没变，酒量变了，真奇怪。有一天，我对他说：“你小时候不喝酒，现在酒量这么大。”还有一件事情告诉你，方力钧从不抽烟。虽然他是不抽烟的人，但是他身边的酒友全抽姻。每次抽烟都是无节制的，很没有节操地抽。有一段时间我戒过烟，戒了两年，是在2002年。为什么要戒烟？有天我在工作，因为昌平的工作室特别大，从外面溜完狗回来，我一进工作室就闻到一股烟灰缸的味儿。这么大的屋子怎么会有那么大的味道？我看满地的烟头，扪心自问怎么抽那么多烟。突然对这个东西产生了一种厌恶感，我觉得这样太过分了，就开始打电话跟所有人说我要戒烟了。别人以为我开玩笑，我把剩下的烟送给我们家阿姨的老公。真的下决心戒烟后，我就开始喝洒，我们家有很多的各种酒，喝了好几箱。我画画的时候手里喜欢拿东西，以前拿的是烟，后来就变成酒盅了。一天喝好几瓶，喝完了以后感觉不太对，但是把抽烟的事给忘了。

      戒烟之后，我第一反感烟雾，第二特别反感抽烟的人，对他们身上的味道特别难以忍受，尤其在车里抽烟，不抽烟的人进去感觉车里的味道太难受了。我突然想起方力钧，我说这么多年他怎么忍的。他是个从不抽烟的人，但我从来没有听过他说抽烟不好，偶尔他实在咳嗽不行了，就出去躲躲，他也不会把身边抽烟的人给轰走。我想要是有人在我们家抽烟，我会这样说：“你们去那屋抽，别在这屋抽。”但是他没准自己跑厨房去或者到外面躲躲，他不会说这种话。这个细节给我的印象比较深。

       后来，我又开始吸烟了。因为过敏，我戒烟一个月，皮肤变好了，别人看我脸色也变好了，所有都好，但这期间开始过敏，莫名其妙地打喷嚏、流眼泪，眼圈总是红的，特别讨厌，这种情形持续了长达两年的时间。有一年，我从机场打车回昌平，一路不停地打喷嚏，那个司机直接给我送到医院去了，连说都没说，直接就送医院。我说这毛病医院治不了，协和医院都治不了，过敏是跟我身体的免疫系统有关系，就是休息、调养，把身体弄好了，这个状态才能消失。后来我分析干脆还是回到原来的状态好，又开始抽烟，过敏就好了。我见了一个中医，他就给我分析，说这跟你抽烟有关系，原来你抽烟的时候身体是健康的，虽然身体好像有毒，但是是平衡的，突然把这个东西拿掉了，身体不平衡了，虽然没有以前那么多毒了，但是你身体是失衡的，在这个状态当中过敏是很正常的事情。所以，我就又开始抽烟了。另外，不抽烟时吸二手烟也很多，还是主动点最好。

      方力钧跟我说过他痛风。他第一次痛风，我不知道，他也不知道是痛风。开始只是关节有点酸胀，过一段时间他突然脚疼，疼得难以忍受，就一个人哼唧。有天夜里，他实在忍不了，熬到凌晨3点多，晚上一个人在工作室，然后给老栗打电话，说：“老栗我实在受不了了，你给我点药。”老栗有痛风，马上给他点药，说：“你疼多长时间了，出了一身汗。”方力钧说：“今天下午就觉得疼”，老栗说："你挺那么长时间不跟我说一声”，他说：“我不确定是痛风。”老栗说：“绝对是痛风，吃完药就好了。”痛风最忌讳吃腥的东西，比如海鲜、肉这类东西，忌讳喝大酒。他痛风就是熬夜熬的，免疫系统下降，身体各方面出了问题。

      后来，方力钧在广州美术馆做展览，当时王璜生还在，我去的时候正好赶上他被人从屋里架出来。展览开幕式，他得出来见人，人都站齐了，我说：“你怎么了？”他说：“没事，痛风。”我看他疼得真不能走路，一出了门就不让人搀扶，非要自己一拖一拐站在那儿，说完两句话又一拖一拐自己回来了，晚上还是熬到半夜喝大酒。我说：“你有病，还要不要命了。”我偶尔去他那里，看见桌上放着切的柠檬片，酸性体制的人容易得痛风，柠檬是碱性食品，当药用的。我说：“你又犯病了。”

      伟大的人不会说自己痛风的，这要是在古代，医生早给按在旁边放血了。他总是把自己藏起来，就把悲伤的东西忘掉了，这是一种生存观。在社会上生存，这是第一堂课，第一不是说你好，是你怎么能生存，通常这样的人都会想得很开，想得很明白，至少他有强烈的精神。比如说有的人很感性，一下就不行了，但是有的人在那一刻会想，这个大小左右是可以权衡的。方力钧属于后者，但是你说他不动情是不可能的，但是几乎没有人见过他真正的悲伤。他几乎不说，他这个人能力足够强大，我估计没有一个艺术家像他那样交往那么广，而且他又不累。

       朋友是什么？是你跟他在一起待着不说话，待一天都不觉得难受。因为气味相投，在一起待着就觉得舒服，可能什么事也不做，什么结果也没有。我和方力钧肯定是这样的朋友。这就是哥们儿，有时候喝不动酒的时候，我说：“别喝了”，他就不喝了。他是真喝多了，不是我劝的。朋友其实就是像我们这样，在一起待着不烦，我觉得这是最高境界了。朋友不是在一起共事，即使共事，就事论事都很愉快。真正的朋友，你没事的时候让两个人在一起待着，你能待得住，这是朋友。

     寇：你大学期间会不会跑到圆明园、北大清华那边去？

     方：经常去。

     寇：经常去，那是去干嘛？去北大听讲座？

     方：有各种各样的。最早呢，是爱国主义教育嘛，那时候爱国主义教育都是在圆明园，就必须法的，学校大轿车拉着过去。那是一个既有历史感又有田园风光的地方，非常漂亮，而且它介于清华北大等高校之间，当时还是在被废弃的状态，对读书人和画家是非常有吸引力的。大学的时候是我们经常郊游的地方。那时候圆明园非常漂亮，就全部是那种稻田啊、芦苇啊，也没有垃圾，也没有人，现在的那些什么西洋楼的石雕都是散落着的，没有垒起来，然后圆明园里面的那些水沟啊，都很清，流着水，里面还有鱼什么的。基本上只有北大或清华的学生，或者是那些画家在里面，可能天气好的时候在里面写生，画一些桦树林子啊，画那些东西，然后其他的人到那儿去读书啊。

      寇：你们从王府井跑过去其实挺远的。

      方：去了一次之后差不多就爱上这地方了，然后就常去我们班有一段时间写生，上色彩课的时候，老师就让我们去联系，联系到清华附中，去住到清华附中里面，平常吃饭就在清华大学里面的教工食堂，就是清华的西北有个小门，正好附中从那里面可以进去，离“荷塘月色”很近，然后每天就骑自行车到圆明园里面画画。然后再后来呢，就是到了快毕业的时候，大学四年级的时候，就有一帮画家在圆明园的东南角的这个门，就是去农大的这个边上的这条路，离附中很近的这个地方，租了一个院子。当时有我们的师兄啊，就是莫保平、张念、康木这些人，租了一个大的农民的院子。然后大家就经常地到那边去玩。在这个过程里面呢，因为那时候认识了北大杜英姿、于天宏、张薇，还认识清华的、北大的一些，比如说有英语系的啊，有法律系的啊，就经常跑去玩。一大帮人骑自行车，因为年轻嘛，就从王府井骑车到那边，有时候就住在那边。那时候比较随便，就在教师宿舍或者学生宿舍里随便一挤，那时候通常都是这样。所以那时候去那边的频率特别高。等到大学三年级的下半段，快到四年级的时候自己开始去到圆明园那儿找房子，到处转，想租工作室，就直奔自己的梦想去了。找到房子才发现自己其实根本就租不起。（笑）后来，89以后，才把这个梦又圆回来，然后就搬到一亩园那边去。所以说那个阶段呢，在北大、圆明园活动很多。

       寇：所以主要是因为圆明园风景好，不是因为北大的文化氛围，是吧？

       方：它是一个综合的吧。第一个就是说，圆明园的历史，这可能是中国人最常规最经常的一个情感，对历史的这种情感；然后就是北大、清华，包括颐和园，这一带整个的这种气氛。也具体到我们去那边吃饭很方便，每天就在北大的食堂吃饭，这样的话就省得自己每天要做饭啊什么之类的。而且学校里面差不多同龄的人又多，每天可以玩儿。有愿意运动的就去北大啊，或者国际关系学院啊，去清华啊，去运动——愿意打羽毛球的，愿意打篮球的。甚至包括像洗澡也方便，就包括你搬家的话租个三轮车——从北大租三轮车也很方便，要在别的地方就都不会那么方便。

《方力钧：编年纪事》（吕澎、刘淳主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出版，p212—213）

      方力的自述：杨茂源在大连催促我们。他在那边儿找到了两笔生意；对我们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我同田彬轻装上路。也没有旅行包，临走时找到一个满是洞的手提塑料袋，幸亏还有胶带，就一小块一小块地将几十个洞粘起来，试一试，还结实，放了些零碎，直奔海运售票站。在大连码头，杨茂源等人在台阶上排开；左边那个叫老六，右边那个叫潘强；老六头上太阳穴处，不知何故贴了十字形白膏药，茂源长头发，皱的麻西装，脚下一双大牛皮鞋，老六和潘强留着小平头；正是盛夏，三人一律就着黑太阳镜，一副黑帮打手的作派。摆足了派头，大摇大摆地挤上了公共汽车。

      活儿有两种；一是种给坦克部队面教学用的坦克结构图；一是种给号称画商的人画光屁股的安格尔。部队派了—辆军用大卡车，接到了驻地。此时的心情与大学三年级军训时完全不同；明知是人家有求于我们，心里总觉得怕。领导明白我们的心情，就此打住；反倒加倍关怀我们。我们每日同团营领导一起用餐，质量及规格不是普通士兵所能相比；每当去厕所碰到一般士兵，总觉得内疚。生活在兵营里，除了跟领导们喝口酒，再就是到操场上玩玩双杠；其它时间只有画图，进度自然不慢。我们没有幻灯机、投影仪，甚至没有比例尺，所有描绘全凭感觉目测；画到一半，心里早腻烦了；又被这儿一颗螺丝这儿一颗帽钉搞得头晕脑涨；睁只眼闭只眼交了差。部队不比地方；领导看了，相当满意。当即付了钱。又问我们还有什么要求；茂源半开玩笑半当真地试探说，想到下面实战训练的部队去打炮。政委竟当即写了信，介绍我们去黄龙尾。

       茂源满脸严肃地介绍说；黄龙尾是专门军训的半岛，普通老百姓根本无法进入；所以，那儿的海里海参特别多我们得带着麻袋去。等麻袋拿来了，茂源端详了良久，说一个不够，应再多一个。并郑重其事地教我们：抓到海参扔到岸上，千万得用最大力气使劲往地下摔，要不然，好不容易抓一麻袋淘参，却都化成水，漏了。部队派了勤务兵陪着我们；怕实战演习的部队不明情况，冷淡了我们。一路上勤务兵比我们更兴奋，比我们更渴望放几炮。一看到前线首长看信的表情，我们就知道事情不妙。首长显然强压了心头的怒火，叫自己的勤务兵安排我们住下和晚餐。第二天，陪同来的勤务兵向我们灰溜溜地道别，说是领导指挥他赶紧返回部队。我们又混了一天；白天部队打炮的时候，我们到旁边海岸，试图摸到海参。等部队演习完了，士兵们集体下海洗澡的时候，我们也跟着跑去，还是没有海参。第二天，我们扔了麻袋，甩着手，沿着簇簇荆棘类植物点缀的丘岭土路，嘻嘻哈哈，像三个流浪汉，重回了茂源在海边的工作室。（后来部队的同志反映，教员在讲解坦克结构时，常发现图上缺少关键的零部件，大为头疼。）那七十多幅光屁股安格尔是个苦差事，田彬没有经过系统的写实训练，基本上是个废人；我和茂源咬着牙，一边儿填颜色一边算时间，好歹按日子把画弄完了。留给茂源，由他去最后完成这笔生意，我们回北京等他汇钱。

 本文选自严红编著：《方力钧 上 100个人口述实录方力钧的艺术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