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美院
2023-06-01 09:38:32



     我这辈子唯一清楚并付诸实施的理想,就是考上中央美院,成为一名专业画家。还是在很小的时候,父亲随口说了一句:“学画最好的地方是中央美术学院”。从那时起这便成了我的理想。



     1974年我高中毕业,本可以不用去插队,但我还是去了。当时我非要去插队,除了觉得投身到广阔天地是件浪漫的事之外,还有一个私念,就是,作为知青,将来上美院的可能性比留在城里街道工厂更大。



      由于在农村我们办了一本叫《烂漫山花》的群众文艺刊物,县文化馆知道有个知青画得不错,就把我弄去参加工农兵美术创作,这是我第一次和当时流行的创作群体沾上边。我创作了一幅反映那年北大附中几个红卫兵去西藏的作品,后来被发表在《北京日报》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作品。

 



 

 

图1(上),图2 《烂漫山花》封面及内页。刊物中的版饰、美术字体设计与插图均为徐冰所作,呈现出困难生活下的单纯与执着。2005年,徐冰回到此地探望老乡,农民周尚春将自己保存了30多年的《烂漫山花》全套刊物送给了徐冰。

 


      正是由于这张画,上美院的一波三折开始了。为准备全国美展,这幅画成了重点提高的作品。那时提倡专业与业余创作相结合,我被调到美术馆与专业作者一起改画。一天去厕所的路上,听人说到“美院招生”四个字,我一下子胆子变得大起来,上前就对那人说:“我能上美院吗?我是先进知青,我在这里改画。”意思是我已经画得不错了。后来知道此人是美院的吴小昌老师,他和我聊了几句,最后说:“徐冰,你还年轻,先好好在农村劳动。”当时我很失望,后来一想;他怎么知道我叫徐冰,一定是美展办已经介绍了我的情况。当时几所重点艺术院校都属“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江青是校长。招生是学校先做各方调查,哪有表现好又画得好的年轻人,再把名额分下去。我在厕所回来的路上就有预感,美院肯定会把一个名额分到延庆县来招我。



      那年招生开始了,北大、清华、医学院、外院的老师都到延庆来招生,还找我谈过话。我母亲从北京打来电话叮嘱我;不管什么学校都要上。我却没执行,一心等着美院来招我。因为我知道,如果上别的学校,这辈子想当画家的理想就破灭了。招生结束了,别人都有了着落,美院的人还是没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次在路边草棚里避雨,有几个北京人,说招生的事,我心里一激动,美院终于来了!细问是电影学院摄影专业来招生的。美院是没戏了,学摄影多少也有点关系,我把画给他们看,他们马上就决定了。就这样我的材料被送到县招办,成了电影学院的学生。正准备去电影学院,这时美院的人来了,二个学院磋商后,把我让给了美院。后来北影孟老师对我说:“你已经画得很好了,电影学院不需要画得这么好。”我感谢孟老师。



      好事多磨,美院考试通知终于来了,可我打开一看,考试日期已经过了好几天了(由于山洪,邮路断了)。我当时正在地里干活呢,拿着信,连住处也没有回,放下锄头就往北京的方向走。走到出了山,搭上了知青工宣队的车,进了美院。身穿红色跨栏背心,手拿草帽,典型的知青形象。见到管招生的军代表李茂,他说:“以为你们公社真的把你留下来做中学美术老师了。考试都结束了,怎么办?你自己考吧。”他让我先写一篇文章,我当时又累又急,哪能写文章。我说:“我先考创作吧,晚上回家把文章写出来,明天带来。”他同意。我自己在一间教室“考试”,旁边教室里老师们在讨论要谁不要谁,我都能听见。钟涵等先生不时过来和我聊几句,想是看看这个知青长什么样,是否符合美院的标准。我画了一个坐在炕头读《毛泽东选集》的知青,边上一盏小油灯,题目叫“心里明”之类的。晚上回到父母家,实在太累了,我给我的笔杆子同学小陈打了电话,请他帮我写篇文章,明天一早就要。老同学够意思,第二天一早一篇整齐的稿子交到我手里。那天我在外面画了一张色彩写生,考试就算结速了。和军代表告别时,我要求看一下其他考生的画。他带我到一间教室,每位考生一个墙面,我一看就踏实了,我的那些王式廓风格的农民头像,几本《烂漫山花》都整齐地摆在那里。美院老师是懂行的。

 


 

《烂漫山花》内页

 


      我又回到收粮沟——这个简单、古朴和泥土掺在一起,又浸透民间智慧与诙谐的、最适合我生理节奏的生活之地。最后再“享受”一下辛苦。因为我知道我要走了,我开始珍惜在村里的每一天。一天天过去了,转眼半年过去了,通知书却一直没出现。这期间中国发生了很多事,“文革”结束了,高考恢复了。我私自去美院查看是怎么回事。校园里有不少大字报,有一张是在校工农兵学员写的,内容是:要求重新招生,拒绝这批工农兵学员入学的呼吁。我心里又凉了。



      没想到,没过几天录取通知书就来了。我终于成了中央美院的学生,我将成为一名专业画家。我迅速地收拾东西,扛着一大堆行李,力大无比。村里一大群人送我到公路上。走前五爷专门找到我,说了好几遍:小徐,你在咱村里是秀才,到那大地方,就有高人了,山外有山。这太像俗套文学或电视剧里的语言了,但我听得眼泪都快出来了,我想我真的可以走了,收粮沟人已经把我当村里人了。



      美院师生经过激烈争论,还是把我们这批人作为77级接收了。但实质上央美没有77级,所以“伤痕”、“新潮”等较早出来的一批人都不在央美。这些同学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厂、农村,性格朴实平淡,人都不错,我们和谐向上。



      当时是入学后才分专业。我认真填写了志愿书,坚决要求学油画,不学版画和国画。我的理由是;国画不国际,版画大众不喜欢。但其实院里早就定了,我被分到了版画系。事实上,中国版画在艺术领域里是很强的画种。那时几位老先生还在世,李桦教我们木刻技法,上课时他常坐在我对面,我刻一刀他点一下头,这种感觉现在想起来也是一种幸福。像是有种气场,把两代人的节奏给接上了。

 

 

 李桦(1907-1994)中国现代版画家,生于广东番禺。1924年入广州市立美术学校,1930年赴日本,入东京川端美术学校学习绘画。1947年,任教于北平艺术专科学校。1949年后,创作了许多反映祖国建设,富有时代气息的作品。历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版画系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常务理事,及中国版画家协会主席等职。代表作有《怒潮》组画、《饥饿线上》等。

 


      那时的中国社会万物复苏,但我把自己关在画室里,在徐悲鸿学生的亲自指导下画欧洲石膏,我已经相当满足了。我比其它人用功许多,对着石膏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新陈代谢全停止。别人都说我刻苦,但我觉得坐在画室比起在地里干农活,根本不存在辛苦这回事。



      美院一年级第二学期,最后一个是长期作业,是画大卫。美院恢复画西方石膏和人体模特是新时期艺术教育标志性的事件。画大卫对每一个学生来说也是“标志性”的。作业是张大国老师摆的。两周的课结束了,接着是放寒假。我那个假期没回家,请过去学画的朋友过来一起画,也算是分享美院画室和往日情谊。

 

 


 大卫石膏像







徐冰:《大卫》素描

   


      我寒假继续画同一张作业,是出于一个“学术”的考虑;我们讲写实,但在美院画了一阵子后,我发现很少有人真正达到了写“实”。即使是长期作业,结果呈现的不是被描绘的那个对象本身,而是这张纸本身。目标是完成一张能够体现最帅的排线法和分块面技术的画面,早就忘了这张画的目的。我决定,把这张大卫无休止地画下去,看到底能深入到什么程度,是否能真的抓住对象,而不只是笔触。一个寒假下来,我看到了一个从纸上凸显出来的真实的大卫石膏像,额前那组著名的头发触手可及。深入再深入,引申出新的“技术”课题——石膏结构所造成的光的黑,灰,白与这些老石膏表面脏的颜色之间关系的处理(这些石膏自徐悲鸿从法国带回来后,被各院校多次的翻制,看上去已经不是石膏了,它表面的质感,比真人头像还要丰富和微妙)。我在铅笔和纸仅有的关系之间,解决着每一步所遇到的问题,一毫米一毫米地往前走。



      快开学了,靳尚谊先生来察看教室,看到这张大卫,看了好长时间,一句话都没说,走了,弄得我有点紧张。不久,美院传出这样的说法,靳先生说:“徐冰这张大卫是美院建院以来画得最好的。”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后来中国写实技术提高的很快,大卫有画得更好的。



      这张作业解决的问题,顶得上我过去画的几百张素描。素描训练不是让你学会画像一个东西,而是通过这种训练让你从一个粗糙的人变为一个精致的人,一个训练有素,懂得工作方法的人。懂得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中明察秋毫的人。素描——一根铅笔、一张纸,只是一种便捷的方式,而绝不是获得上述能力的唯一的手段。齐白石可以把一棵白菜、两只辣椒画得那么有意思,这和他几十年的木工活是分不开的,这是他的“素描”训练。



      我后来与世界各地不少美术馆合作,他们都把我视为一个挑剔的完美主义者。我的眼睛很毒,一眼可以看出,施工与设计之间一厘米的误差,出现这种情况是一定要重来的,这和画素描在分寸间的把握是一样的。



      在这里,还想提到两件与此文有关的事:新入校的同学中,有一个从青海高原来的小伙子,从性格到长相,都堪称一帅哥。罗新(化名)很快就成了这届同学快乐的中心。但不久,就有传闻:学校要把罗新退回原单位,说他入美院的一整套文件都是伪造的。原单位要求美院必须把人送回原籍。在罗新离开美院的前一天晚上,我离开教室,又无睡意,自已去王府井走一走,再从东风市场转到瑞蚨祥绸布店的拐角,我看到一个高个子年轻人踡靠在橱窗台的阴影里,在画速写。是罗新! 我改了路线,没有惊扰他,但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动。第二天,几乎全年级的人都来为罗新送行,那个已经开始喜欢上他的女生,跟在人群后面。罗新拿着行李对我们说:平时“体育张”一大早叫我们起来锻炼,唉,以后我想有人叫我,也没有了。我在想:罗新和我们一样,不就是太想上美院了吗?在以后的学习期间,我脑海中经常出现那天晚上的情景。

 


 

 

1971年在解放军驻石家庄美术训练班合影,第二排左四为张大国





 张大国:《自画像》,素描,1959



      在美院,一连串符号般结实的大师名单中,张大国并不显眼。张老师个子不高,小国字脸。讲起艺术来,严肃认真得吓人,但对我们特有耐心。他总是一身旧制服;很难分辨到底是灰色还是蓝色的。大卫素描课后不久,就听说张老师病了,是癌症。有一次,为了班里的事,我去他附中的家里找他,正好也去看望他。他人比在教室里看上去,又小了一圈,在对着窗外画一张写生,从这张不大的画上能看出,张老师已没有精力。但他对着画面,谈起艺术来,还是一脸郑重严肃的神情。好像是在对学生说:不管到什么时候,这,都是最神圣的事情。一周后,学校通知我们去参加张老师的葬礼。那天,我又被感动了:第一次看到张老师衣冠如此整洁,一身笔挺、精致的蓝制服,静静地躺在花丛中。我突然忍不住哭了,张老师,你怎么今天才打扮得这么精神,你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



 

 王府井校尉胡同5号校园

 


      生活中,最值得珍视得的,莫过于得到一种感动,那怕只是某一刻的一点点儿。我们爱美院,是因为在与她共度的时光中,美院给了我们太多的感动。


 徐冰

2008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