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画纸上自由自在地运笔墨、痛快酣畅地甩色彩，虔诚忘我地“师造化”，留下了多少不想超前却超了前的新国画。在这位画家的遗作里，仍然保留着不曾遭遇工业污染、旅游“开发”的碧空蓝天、紫气云山、清澈漓江、洁净沙滩、通透峰峦、夜间渔船……面临这一幅幅画前，清风徐来，若归自然！这位画家就是家父李苦禅老人在中央美院中国画系的老同事，也是我在那里学习时代的老师——宗其香先生（1917~1999年）。

我第一次见到宗先生，那是在他与天仙般的新娘子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盛大婚礼的时候，那会儿我还是个小孩子——由父母带去凑热闹的。持重、健壮、谦和——俨然是大教授的气派，这便是宗先生在我脑海里的最初印象。

然而，当我考入中央美院中国画系的时候，宗先生已经变成了谨慎得沉默寡言又鲜见笑容的模样了，对其中原因17岁的我是不明白的，父母也不讲的。我只记得他教学极为严肃认真，强调外出写生，还发明创造了最轻便的调色水墨盒，自己手工制造，并教学生照样制做，目的全在轻装上阵，到大自然与生活中去作水墨色彩写生。那当然主要是给山水画科同学上课的情景了。宗先生给我们排的是彩墨人物写生的课，他极熟练地先以水墨把模特的形貌画出七成来，再以色彩着染三成。他边画边讲，如何墨色融合，既要“见笔墨”（笔触与不同光源环境中面部结构的确定关系）又要把握水墨与色彩之间的统一调子。要注意面部各部位色彩因肌肉薄厚、毛发交界等关系所形成的冷暖微妙变化。在强光下鼻孔与耳廓深处反而要增加一点儿鲜红色——借鉴印象派的用色方法等等等等，很具体详尽而具有明明白白的可识可行性，从不空谈虚道理，更不涉及绘画以外的事。

1964年康生、江青二逆擅权，在中央美院内部初试“文化大革命运动”，进驻“工作队”领导一切，名曰“城市社教运动”，动员学生们卖师求荣，揭发“资产阶级教授们的反动言行”，宗先生与所有老教授都遭到了“背靠背”的无限上纲上线的批判，于是人人自危 ，惶惶然不知来日生死。不久局势有变，美院“社教运动”嘎然而止，又把师生赶到农村去参加农村“社教运动”。直到1966年夏天，浩劫从天而降，宗其香先生和家父苦禅老人以及美院老教授们几乎都变成了“文化大革命的”敌人“牛鬼蛇神”，挨打挨骂，被抄家、批斗，横遭人格侮辱成了“天然有理”的“革命造反行动”。父亲和我一夜之间由被人誇赞的“大小李将军”变成了“反动老子和孝子贤孙”。某日在关押我的原男生宿舍斜对面屋里，一个“造反派”正大声审问宗其香老师。因为大字报上写出了宗先生的“严重历史问题”，其实这些所谓“问题”都是谨遵当年的政治规定，由宗先生主动向单位人事科写清楚的往事，同样按规定，这些资料是不许可任意公开的，但是一位自誇“吃过两个枪毙地主的鲜脑子”的人事科干部，居然把这些资料当成了他“揭发宗其香历史问题”以立功的政治资本！“你说不说？还嘴硬！还嘴硬！！”接着是大声的“啪！啪！啪！”的木条抽打声和宗老师的哀叫声。日后父亲说：“那天其香回牛棚，换裤子，腰上腿上一条一条的青紫血痕，打得够狠啊!”此后偶尔遇见宗老师，他仿佛谁也没看见，面部全然麻木。再也不是我心目中的宗老师了。

1977年秋月，金风肃杀，“四人帮”们完蛋了！可是总见不着宗先生，据说他在北京触目神伤，已搬到南方长住、写生去了。直到1980年，为完成文化部交给的任务，拍一部教学影片，我陪同父母南下桂林，在下榻的榕湖饭店遇到久违的宗老师，他真的老了，但精神焕发，突然见到我们，尤其见到了患难故交的苦禅老人，二位乐得像一对孩子——舍弃了一切社会强加的面具，恢复了本真的神情，在这个世界上是何等短暂而稀见啊！宗老师拉着家父的手，招呼我和母亲到他的居处——早不像旅店了！倒像是久居的家和画室，堆满了书、纸和画……他滔滔不绝地说桂林聊阳朔，他太爱桂林了，太爱大自然了！然而，二老的来临又忽而勾起了他心中深埋的沉郁，突然大骂中央美院的那些地狱般的日子！苦禅老人强笑着把话题引向画案上的风景画，但我分明看出两人眼睛都泛着薄薄的泪光……值得庆幸的是，宗先生在国家拨乱反正之后获得了艺术创作的充分自由，他也能够在中外展览和多种画集中让自己的作品同最广泛的观众见面。

俗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欣逢国家改革开放三十年的今天，在纪念宗老师作古十周年之际，我们想到这位在近代中国美术史和美术教育史上理应享有一席之地的宗其香先生，想到他坎坷的人生历程，我这个66岁的老学生如果不写点什么，恐怕那段可悲的历史教训会被后人淡忘的，淡忘并不可怕，可怕的是由此而不觉不悟地失却了民族文化的历史责任心，失却了老一辈师长们所具有的赤诚追求真美善的良知。

我恍惚梦见，先父苦禅老人正与宗其香先生以及很多很多的故友，在共述平生的悲欢。

李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