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的夏天，在中央美术学院2015届学生毕业时分，设计学院邀请了二十余位本院毕业并活跃于当下的杰出设计师回到母校，以“吾聊”对话形式，共庆设计学院建院20周年，与在校学生一起分享他们毕业后的创业与成功。对话分六场展开：距理想有多远

第一场／宋协伟、刘治治、胡晓媛

刘治治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 03届

2005年参与创立米未平面设计工作室，曾参加上届大声展

现职业平面设计师，国际平面设计师联盟会员

提问：你们现在离你们大学时候的理想有多远？你们在做设计的时候有没有什么一直坚持的理念或者原则？

刘治治：我仔细想了想，大学时候的理想么就是赶紧毕了业，赶紧毕业就是理想，理想就是做个设计师。我们是2003年毕业，2003年因为非典是没有参加过毕业展的一届。整个设计学院，当时还包括建筑学院，当时我们是在一起的，整个设计学院有4个没拿到学位的，第六工作室就有3个，刘治治就是一个，他们不是说不学习，是他们不愿做“脏活累活”，他们选择了他们想要的那种状态。

提问：这些“脏活累活”指什么？

刘治治：“脏活累活”其实挺简单的，“累活”其实我做的挺多的，上学的时候在宋老师工作室打工，很累的，但是“不脏”。其实主要不要做的是“脏活”，脏活什么概念，就是你马上能赚到钱的活。

宋协伟：他指的“脏活”就是那种没有价值的，会丧失设计师人格的，或者说没有学术性的。他们几个都是这个毛病，就是遇到这种“脏活”就拒绝啦，是这个意思。关于做设计时有没有什么坚持的理念或者原则的问题 ，我来替他回答吧。他们几个其实有很大的特点，跟他们后几届的同学聊起他们都会说一句话，不管他们是什么状态，他们始终是坚持一点，就是热爱设计。他们生活中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跟设计有关，爬山啊、聊天啊、开玩笑啊、谈学术啊、谈商业啊，任何时候他们在聊天的时候都会谈到设计，他们的状态是这样。我跟我的学生说，一个设计师要有状态，状态很重要，任何时候设计师都要有自己的态度。

提问：您上学的时候都提什么样的问题呀？

刘治治：我上学的时候都不提问题。我们那时候有很多讲座，我们那时候跟现在不一样，你们能够得到咨询的方式太多了，我们那时候除了看书就是听讲座。宋老师总叫我多去听听讲座。我说听讲座没意义，讲座都是别人在说他们的经验，就像名人传记一样那都是没办法复制的，我要是听多了可能还影响我的想法。所以我很不喜欢去听讲座，就是去听我也不会提问。前段时间我总去做讲座，当时还流行问说“您能用一句话来总结一下今天您说的这些内容么”，开始我还寒暄几句，后来问多了我就急了。我要是能用一句话总结，我为什么还在这说半天。我就知道那种尴尬，所以我也不提问。我们那时候跟老师相处呢，跟你们现在也不太一样，之前更是的，我们那时候赶了一个尾巴，学生又少，老师和学生之间相处像朋友一样的，问问题聊天都是特别平常的话，比如跟宋老师说：“你这次去德国去哪哪玩儿了么？”宋老师就说：“我这次去碰到一个版画家”，我现在都记得宋老师当时说那个版画家根本都不在外面办任何展览，就像修行一样的刻版画，唯一喜欢一个东西是什么呢，就像胡老师说的，嗜好那个东西，是烟斗，他刻完版画就刻烟斗。那时候宋老师还抽过一阵儿烟斗。所以当时和老师相处根本不是提问和回答的状态，要说提问和回答就是对话，是这么一种状态。

胡晓媛

中央美术学院设计学院 02届

2007年，被邀请参加了第12届卡塞尔文献展，是中国迄今为止被邀请的第一位女性艺术家

2013年，艺术宣言——根处无果展览在瑞士巴塞尔举办

现职业艺术家

提问：谈谈你学习设计到成为设计师经历过的特别的有趣的事情？

胡晓媛：这么多年一直到今天，我觉得对自己来说特别重要的就几个点吧。首先是我上学期间的状态，因为我从小到后来我来这读书，包括中间我去念美院附中，我一直都是属于是中国式家长培养出来的孩子，就是从小就拔尖，然后一步一步进了这个学校。所以从开始我就对学习、对生活就是有一种“误会”，就是觉得我只要拼我就能得到我想要的东西。一直以来就是一直靠这种不要命的劲儿，恨不得想把所有人都PK掉然后找到自己的位置。但是直到毕了业之后好多年，到了今天，我才慢慢觉得其实这个世界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作为人来说，第一件事就是应该意识到自己的有限性。中国式的教育往往都是那样的，最开始在学校里你争夺的那种方式很单一，比如说某种专业谁比谁更强。但实际上人都是有限的，都有自己的问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陷。人应该时时刻刻记得自己的有限性，就是你可能在某一件事情上可能比其他人都要好，但是在其它很多地方你可能的确比别人来说更有限。就我来说，很多问题都是我后来一点一点意识到的。但是意识到的同时就会有一个特别痛苦的过程——就是你得接受它。这就像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两面的一样，就是有正面有积极的，就会有背面有消极的，但是所有的人在最初的时候是不愿接受这一点，是不愿承认这一点的，比别人比不过的话就不行了。我觉得第一件事就是要把这自己的有限之处当成一个真实的东西把它记牢了、接受了。

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敢于为自己作出的决定买单。比如说我毕业的时候，大部分同学如广煜在毕业之前就已经在一些公司做兼职了。我记得当时班里的同学都在做毕业创作，他们在外面做兼职的人都只上半天课，下午经常回来的时候就抱怨，在教室里就狂骂，因为去的那种公司都比较小，也不是特别好，说这公司多二，怎么怎么都是垃圾，传递一些消极的想法。就是那个时候我开始意识到，这事儿我好像干不来，我不想干。我念的是美院第四届的设计系，我觉得自己特别有个性、特别有想法，不是每天上课要听别人说他想要什么，然后依从别人的意志去做东西、去生活。但那时候我也没有那么清晰，我不知道我以后到底要去要干什么。我不知道我想去干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做减法，我先想想我不想干什么，我不想干的我不干就行了。所以刚毕业我就去带了画班，就是想在保证生活的情况下可以自己画画，当时可能对物质也不能有太高的要求。这么多年就是这样走下来的，生活中是不会有人为你买单的，你要做什么其实最终直接影响到的只有你自己，你必须学会为自己买单。

然后再有一件事儿就是这么多年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一旦决定了做什么，就倾心付出，不要去敷衍，因为敷衍不到别的地方去。只要你选择了就要竭尽全力的去做好它。而这里面已经不是过去PK的那个概念了，因为既然你选了，这里面一定有你的嗜好，有你的喜爱，因为一些原因你才选择了它。那既然要做就要把它做到最好。如果不能的话，自然有做得比你好的，你认为你敷衍了，没有吃亏，但其实到了最后所有的不好都会落在你身上，你要自己买单。

想到毕业到现在已经十几年了吧，我觉得我自己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些原则，比起刚毕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越来越清楚自己喜欢什么，我越来越明确，那些不喜欢的逐渐被卡掉，反而我的路线变得越来越明确越清晰，不是主动的选择，但是舍弃的那些东西已经把我划分到了某条路上，所以我现在有的这些东西都变成了我最终想要的东西，这也是因为有限性决定的，因为我只要的一部分，其余的那些部分我是不要的。其实在过程中我觉得所有的人都不能超越，就是不能超越时间和过程不是说现在你才二十来岁你就能想到三、四十岁的人能想到的事情，这一定需要一个过程，需要时间对自己有一个大概的认识。但是你不要着急，你需要给自己建立一些有意义的东西，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只要你敢去做

第二场／周子书团队

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周子书老师，06届中央美术学院视觉传达硕士、前中国美术馆设计师、英国中央圣马丁叙事空间设计硕士、地瓜社区创始人和执行懂事。下面请周子书和他的团队跟大家交流分享。

周子书：非常高兴来到母校，我先介绍一下团队成员，从小到大来介绍，去年刚从美院毕业的侯婧怡，在团队中主要负责活动策划。林木村，2013年毕业于设计学院，在团队中做插图艺术家。郭曦，2011年从建筑学院年毕业，毕业后去荷兰是荷兰注册建筑师，是团队中的建筑设计师。还有毕业于外校的周科和姜岩。我们的团队在过去的半年内组建了8个人来做我们地下室的设计。那我们现在简单聊一下。

我是从2003年考取美院硕士，昨天开幕式我们很荣幸来到美院，来到圆形剧场，给我留下非常深的印象。为什么呢，在我2002年来考取美院的时候，有一个学长给我说，圆形小剧场是一个祈祷非常灵验的地方，只要晚上一个人去那里祈祷，基本上你想的事情一般都会成功。当时我做为一个要考取美院的学生，来到圆形剧场，左三圈右三圈，然后第二天早上居然就下雪了，而且那条路正对着F119房间，就是当年我们考研考英语的房间，当我拿到考卷看到所有单词我都会，当时就感到祈祷太灵验了。然后就这么着就考上了美院，考上了宋老师的第一届研究生。坦白来讲，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宋老师以前有多么牛逼，只是在面试的时候看了一眼觉得这个人长的很像齐秦，我觉得OK就选他吧。当我上了宋老师的硕士后，他平面设计特别棒。在我毕业之后十年，我和宋老师平时的交流也一直的特别好，我觉得师生关系是一直支持我在北京的一个原因吧。当时考进中央美院我本科学的是陶艺，并不是设计，压力特别大。当时连苹果开关机都不会，后来就这么着，几乎第一年没有回过宿舍睡过觉，在五号楼跟着第六工作室，睡在里面的小房间里，学AI、PS。毕业的时候一个本科生给我说了一句话，说你可能是我认识中的研究生里专业最好的。那一句话听起来有点像半开玩笑，但这一句话是我在美院三年听到的特别重要的一句话，说明我没有辜负自己。

毕业后去了中国美术馆，在美术馆工作的四年中，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每天接触的都是会去实现各种各样的想法。我觉得范迪安院长也是我恩师。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我在美术馆做画册，那次是墨西哥的总统来参观美术馆，给我一个任务是墨西哥壁画画册。我当时做了一本非常美院的，非常日本的一本画册，就是那种纸软软的，又可以撕又可以怎么样，非常GRAPHIC。但是当我拿着这本书去找范院长，范院长给我了一句话我觉得是导致我今天在做这些事情的原因，重新来审视设计。他给我讲了一句话是“你的设计非常棒，这个设计放在798非常棒，但是你拿着这本画册，一手是软皮皮的一本书，另一只手要跟总统握手”。我怎么样能用一只手来体现国家美术馆对于另一个国家元首的尊重呢？他没有怪我，他给我这样一个问题以后，我就一直在反思我们是不是应该将一个设计还原在一个设计中，还原到一个空间中，还原在一个实物里，还原在一个沟通中去思考。2008年，汶川大地震以后，当时我和我的同事在一起吃饭，我就突然间看到了电视在放救援部队怎么将活动板房当作应急建筑，在灾区建了多少多少板房，后来我突然问了我同事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东西在城市中不就是普通的施工者的空间么，那么它在如何去应对自然灾害这一领域会不会有一个新的idea，我们能不能策划一个关于应急设计的建筑的展览。跟范院长沟通后，我当天晚上就找了宋老师去说这个想法，我还记得宋老师认为这个想法很有难度，很难做到。我个人的个性就认为如果这个事情容易做，那么这个事情肯定别人已经做过了，那么为什么会轮到你来做呢？所以对我来说，挑战性越大，我才会去做这个事情。后来就用了一年的时间，什么事情都不干，从找赞助去策划到邀请建筑师，再次验证一句话“Nothing is impossible”，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到的，只要你敢去做。

当我们有一些想法的时候，这些听起来都非常CRAZY，非常难的事情，只要你去做了，没有做不成的东西。经过几个月痛苦的煎熬，我们CEO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对，没有永远过不去的困难，也没有永远的一帆风顺，所以所有的东西都在一翻焦灼中在度过的。我想这就是我们在创业中的核心理由吧，所以后来也用了一年的时间把那个展览做成了。可能那个展览是我当时送给自己30岁的生日礼物，所以当时给我的启发就是，只要想到了，就去做。

后来我决定去英国，一方面英国给我全额奖学金和生活费，另一方面，我一直在问自己，我在自己最好的年龄，我是不是只能是别人给我钱，被动接受的这样一个状态，我自己问自己。我希望我能掌控自己的人生轨迹。所以，当时一起上课的同学告诉我旁边还有一个很好的学校叫做中央圣马丁，你要不要试一下，就这样我全部自费去了中央圣马丁。到英国以后我自学英语，可能我的想法已经很明确，我知道我是要去干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每天基本都在英国图书馆做作业，我33岁去英国，一个星期熬三夜，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我之前给大家上课，觉得大家很辛苦，但是我觉得辛苦程度并不及我当时在英国上学的那个状态。就这么过了两年，要做毕业设计，我就考虑我要做什么，那当时我在英国觉得我在那学到的最核心的有两个问题，也是老师反复在问两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设计，为什么要选这个题。很多学生告诉老师，因为我喜欢，因为我觉得有意思。老师告诉我这不是原因，这是非常个人的东西。你和这个世界的关系需要被解决，就是你为什么要做这个项目。第二个问题是你为什么现在要做这个东西，而不是一年以前，也不是一年以后。第二个问题听起来非常简单，实际是非常复杂的，让你去反思，你今天活在这个当下，你有一次毕业机会，你有一次让你作品跟所有人沟通的机会，并且毕业设计可能会影响到毕业多年以后你还会在干什么，是可以改变你人生观念的东西。这些也是我花了大概两三个月的时间去思考的东西，我作为33岁的人我在想我要用我最宝贵的一年半时间去完成一个怎么样的课题，能让我回国以后可以非常清晰的去做些什么。于是乎就选择的地下室，于是乎我就认识了这边的这几位，这几位在我心目中都是非常非常棒，非常优秀的设计师或不只是设计师，如果只是设计师，我们团队可能至今不能走这么远。

  有人问我为什么选择这个项目，你之前或之后为什么没有选择这个项目。我觉的答案很简单，最开始是在英国看到了英国的曼彻斯特在盖一个建筑的时候挖出了一个维多利亚时期的住人的地下室，然后看到了恩格斯论工人阶级现状的第二章，里面详细论述了伦敦地下室被工人居住的状态。第二是来到望京，满大街看到穿白衬衫卖房子的人，每天住地下室，他们的口号是我们要尽百分之两百的努力来改变自己。之前我们工作室做饭的阿姨就住地下室，她在我那里工作了一年我才知道她住地下室，她带我参观了地下室。所以就开始研究这个课题，研究北京地下室发展的历史，用图做梳理，就做到了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