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择央美

我出生在新疆兵团，从中学开始学画，并在团场绘画比赛中得过第一名。

恢复高考后，先是在一般高考中考取了塔里木农大，后在征求志愿时我选择了放弃，转而参加自己喜欢的当时仅有的艺术类学校乌鲁木齐第一师范美术中专的考试，从阿克苏考区上万名考生中胜出，毕业后在阿克苏文化馆做专职美术工作。1982年再次参加高考，当时分别考取了中央美院美术史、中央工艺设计、西安美院油画、新疆师大美术等院校专业，其中三个是绘画和设计专业，央美是美术理论，因中学时代开始偏重文科，在一半喜欢一半懵懂中选择了中央美术学院的美术史系。后来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和艺术实践，也证明了这可能是这辈子选择最正确最没有争议的事。青年时代要有理想甚至幻想，但对自己的人生道路的选择是重中之重，不可马虎。

北京记忆

三十多年前的北京，比现如今要单纯可爱许多，春天的芳香、夏日的绿荫、秋季的灿烂、冬季的肃穆，人际关系简单朴实、自然环境纯洁宜人。老胡同、旧房子、王府井、天安门、大栅栏、六必居、帅府园、烤鸭店、馄饨候、刀削面、东来顺、美术馆、故宫博物馆、景山、北海，以及煤渣胡同、金鱼胡同、棉花胡同、南池子、北池子、南河沿、北河沿、皇城根、东安门、百货大楼、东风商场、协和医院、灯市口、老教堂、东单一条、东单二条、东单三条、东四大街、西总部胡同等等，都在位于校尉胡同的中央美院周边，伴随我四年的大学光阴。清早晨练跑圈，傍晚同学结伴满大街瞎逛看粉子，周末在美术馆看展览，到王府井书店排长队买书，去故宫看绘画珍藏展，去人艺看经典剧目。无聊时去天安门广场放风筝扔二踢脚。冬日在北海公园滑冰，秋季去香山长城看红叶画写生，圣诞节在老朱带领下捧着学生证冒充圣经，去老教堂混圣餐听圣歌。时不时同学凑钱去东来顺买大桶散啤酒宿舍狂欢撒野。中国女排夺得世界冠军，半夜三更与北大清华等兄弟院校同学扯横幅扛大旗到天安门广场庆祝狂欢。比较过分的一次，是几个系的十几位同学及留学生，在美院学生宿舍楼顶层活动室，喝着啤酒，以反讽方式大唱“语录歌”至半夜，声音太大传播很远，被协和医院告发，民警来美院调査，但同学互相遮掩，老师有意袒护，故而什么也没査出来。那时有些懵懂、有些幻想，但却紧张充实、自由快乐。

         1982年秋，美院大门前（范水、刘健、铁群、薄建新、陈默）

开学典礼

1982年9月初的北京，秋高气爽，中央美术学院一年一度的开学典礼，在美院南侧的帅府园交通中队礼堂举行。由于赶上了江丰院长要给新生讲话，所以这个开学典礼显得意义很不寻常。江先生早年被错划“右派”，1979年平反冤案，重新冋到美院主持工作，深得民意，也深受全国美术界的爱戴与关注。记得老先生的声音洪亮，底气十足，给我们讲从艺先做人的道理，讲吃苦耐劳的必要性，讲读书积累的重要性，讲报效祖国的使命性，这些话如今余音绕耳，难以忘怀。未曾想，仅仅过了士几天，老先生猝然离世，令人痛惜。如前面所述，院校和专业的选择，实际也选择了活法，选择了未来的发展道路。

央美尊师重教传承有序的严谨学风、鼓励创新的自由学术空气，一直影响着我的艺术人生。另外补记：同在是年的9月23日，首次访华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专程参观了央美，给我的大学新生生活添上了别样的一笔。

社会动向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令人无法安静、令人不能不躁狂的时代。《人民日报》发起关于“真理”大讨论；《大众电影》首次出现引发全国骚动的接吻图片；《中国青年报》发起讨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西单出现的首个民间现代艺术展；以四川美院为代表的“伤痕美术”群体引爆人们的价值观；李小山振臂一呼“中国画穷途末路”；吴冠中提出“笔墨等于零”并倡导形式主义探索；“85新潮美术”引发的本土现代主义浪潮；《中国美术报》创刊停刊；中国美术馆“首届现代艺术大展”等等。那是没完没了出“事”的年代，是一个国家由封闭到开放不得不经历的“乱七八槽”的年代。平心而论，没有那个激情燃烧的时代，就不会有经济、文化、当代艺术不断发展的今天。当然话说冋来，那个时代虽然物质生活比较贫乏，但人们的道德水准和单纯度以及教育质量都远超今天这个时代，是进步还是倒退？是个无法回避的问题。

艺术思潮

几乎在我跨进中央美院的同时，久违本土半个多世纪的印象主义、表现主义、立体派、野兽派等现代艺术流派信息，开始大量进入中国。从邵大箴、李春等先生给我们上课带来的林林总总的现代艺术资讯，到相继在京展出的“法国卢浮宫、凡尔赛宫250年艺术大展”“印象派艺术展”“贾科梅蒂雕塑展”“亨利·摩尔雕塑展”等展事，在眼花缭乱中，资讯的密集重叠，让人脑胀心疲，悲喜交织。喜则：闭关锁国多年，“十年文革”的拖累摧残，国家经济极端落后，文化生活极端贫乏，可谓命悬一线，处在崩溃的边缘。改革开放，国门打开，我们需要太多的补课，需要太多的知识信息。他们来了，如狂飙突进，如摧枯拉朽，怎能不喜？悲则：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良莠掺杂，泥沙俱下。正所谓萝卜快了不洗泥，囫囵吞枣安能不噎？是故，起哄、模仿、跟风成祟，热热闹闹，潮进潮退，是那个特定时代的生动写照。当然，那个时代的大学生活与今天差异悬殊，物质生活的贫乏在今天难以想象，但大学生高昂的精神面貌和玩命的学习态度，也是今天无法比拟的。我们当时课程安排很满，晩上抢座位听讲座，周末揣着馒头带着军用水壶在中国美术馆或故宫和历史博物馆待上一天，看展览、藏画、文物，有很大的紧迫感。“穷日子”下的80年代教育，与“富日子”下的当今教育，投入与产出比为何反差巨大？这是我们今天应该认真反思的。

         约1983年，陈默与高火

院校联欢

人们常说，80年代人们物质生活相对贫乏，但精神生活却绝对饱满充实。在京著名的艺术“八大院校”中，由于距离较近，也许还有别的什么原因，中央美院与中央戏剧学院走得比较近，中戏的师生经常来美院听讲座，而由中戏唱主角的校际联欢，更是一道别样的风景。记得开学不久，两校的联欢晚会在帅府园交通中队礼堂举行（这也是央美多年未解开的一个结，堂堂皇家美院，由于身处闹市，地价金贵，弹丸之地容不下一座像样的礼堂，所以，厚着脸皮向邻居借用成为常态）。那晚的联欢以中戏1980级岳红、姜文他们班唱主角，岳红的小品《卖花生仁》赢得满堂喝彩，姜文与几个同学的小品《车站》也是包袱笑料频出，的确很棒。他们这个班后来岀了不少大明星，大约早已记不得央美这帮屁颠屁颠只剩傻看的苦主。当然，术业有专攻，两个院校真没什么好比的，正因为明了这一点，央美才没出上海某画画名家与姜哥比拍电影最终气死自己的荒唐事。补记：每个周末央美都会在留学生食堂举办舞会，音乐学院和戏剧学院的美女、电影学院和中央工艺的帅哥，常常让舞会热点频现，叫喊连连。央美这边出彩的是从川美调来的高小华，他身着皮衣皮裤长马靴礼帽腰胯长刀，跳着夸张奔放的西部牛仔舞，吸引了很多外来美女的眼球（央美自己的美女资源比较匮乏）。央美与协和医大的舞会联欢则十分另类别扭，他们多为女生但个个像修女，有点冰冷坚硬不食人间烟火，与美院男生的热情主动形成明显反差。

系里春晚

上世纪80年代初，电视机尚未大面积普及，央视开始搞春晚，其实那也纯粹是为除夕夜有电视人家添点下酒料的闲事，并不像今天有如此高的关注度（关注越多，诉求越多，歧义越大）。在央美过第一个集体化的春节，便是在温普林、费大为、朱青生、易英等几位学长的幽默而快乐的策划中度过的。首先，他们早早就向全系师生（当时美术史系老师比学生多一倍，能记得名字的有金维诺、邵大箴、李春、张安治、冯湘一、汤池、孙美兰、张同霞、彭红远、薄松年、佟景韩、王洪建、薛永年、邓惠柏、贺令华、周玉秀老师等）发出通知，大家都要以饱满的热情积极参加系里的“春晚”，但同时要求各自准备像样的礼品带上。大家暗比才艺纷纷拿出看家本领，准备的“礼品”花样百出，有的去商场买来精美礼品，有老先生献上字画，易英则拿岀一幅装框考究的写生油画等等，不一而足，甭管贵的贱的雅的俗的大的小的，一律封装编号，在热闹气氛中抓阁抽签礼品易主，惊喜叹气怪叫声混杂，那气氛着实感人。期间，薄松年先生献上笑话，有老先生献上一段京剧清唱，温普林学长献上卓别林片段，我则来一段口琴独奏，有的献上小品等等。今天的物质生活水平远高于过去，但在精神质量上却退化很多，感慨，怀念。

学院墙报

那个时代资讯传播极不发达。《美术》杂志成为大众艺术刊物的代表，也有太过阳春白雪的《美术研究》《世界美术》，均来自央美，由于发行量少覆盖面窄，终究曲高和寡，受众寥寥。还有半专业的《连环画报》《江苏画刊》凑数，一些作品传播甚至还要仰仗如《解放军文艺》《人民文学》等文字型刊物的封二、封三、封底，谁的作品一“发表”，那个狂热劲能超过范进中举。可以说，当时传媒的落后是与本土经济的欠发达同步的。由于上述原因，催生了央美大门口U字楼门脸上的学院墙报。我当时在学生会任职，与学生会主席王水泊以及热心学生工作的朱青生、温普林、刘士忠、李迪等诸位几经商量合计，第一期墙报便顺利出笼了。墙报采用绘制报头、加分栏标题、加贴原稿的形式，这其中有来自老师和同学的绘画、摄影、诗歌、散文、游记等。印象最深的三件作品是:一是轮着墙报周沿写的评论，字转到两边是横的，到下沿是反的，阅读者被迫跟着转圈阅读，其状滑稽；二是温普林的漫画《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将系里的诸位先生和他们班同学系数画出，各个惟妙惟肖，费大为躺在甲板上抱着“晕海宁”最为夸张，该作品让绘画各系的同学自叹弗如；第三件“作品”是留了个大白框，出题曰：什么是艺术？一周下来，填满了奇形怪状的“答案”，诸如艺术就是非艺术、艺术不是东西、艺术是一泡屎等“答案”，其中不乏学院的一些著名教授学者的手迹。

国庆轶事

1984年是新中国成立35周年，时任国家元首的邓小平决定搞大庆，核心内容便是天安门广场的大阅兵和各界群众的游行活动。起初，要求以各大专院校为主体的“群众”们组成方队走正步，央美、工美、中戏、国戏、中音、北舞、北电、军艺等“八大艺术院校”，集中来到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操练正步和方队。正值七八月份，大热天很遭罪，伙食待遇虽不错，但练了半月未见成效，怎么看都像电影里被打败的“国军”溃败稀松散漫的效果。原因很简单，艺术院校自由散漫是常态，让他们按军人方式走路作态是没有道理的。眼看国庆日逼近，再拖下去要摊上大事，组织者遂将情况上报团市委团中央，后来接到通知称不练了，到时排个方队打着旗子喊着口号乱走即可。也有消息证实，不光是艺术院校练不成，连清华北大那些看起来挺严谨的院校都大呼受不了。正是顺应了民意，所以那一年的国庆游行显得格外亲民和人性化，也才有了北大学子在方队通过天安门时打出“小平您好”的感人事件，而我们艺术院校的学生方队是一路蹦跳喊叫通过主席台的，也被媒体评价为最乱和最艺术的方队。这也和当时政通人和、开放务实的政治气氛有关，它对解放思想、开拓进取利大于弊，也对推进当时的学院教育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组织春游

那个时代的中央美院学生会，据说比现在的央美学生会强很多。那时学生会常组织大家出去踏青逛景，附带着吃喝玩乐，而现在，据说成了政治组织疏远了学生。当时的美院学生稀少，如壁画系几个年级合计也不过几名学生，雕塑系四个年级合计区区十几人，也就美术史系学生稍多点，整个1982级各系合计才二十九人。那时上级下拨学院经费每年不变，不与学生人数挂钩，学院又不能收学费，因此少招生或不招生是无奈之举，几乎每个系都会出现缺招一届或两届学生的现象，所以全校学生总数也就一二百人。记得差不多每年开春，学生会都要组织各系各年级的活跃分子出去春游，这一出去，学院内也就空了不少。记得1986年那次去慕田峪长城春游，范迪安、尹吉南、吕胜中、龙力游、高火、周祁、陈淑霞、金日龙、刘永刚、张露、曲光、周伟、娜尔、刘丽萍、薄建新、曾涛等三十来个同学，提着双卡录音机，带着啤酒和小菜干粮，在破败荒凉的长城上，度过了难忘的一天。那种自然、真情、野性、放纵，今天看来有点荒诞奢侈，其至有点虚无缥缈，但没有理由不怀念那个时代，因为它再也回不来了。

学院剧社

80年代的首都，虽然离今天并不遥远，但又总感觉过去了几个世纪。老街、灰墙、青瓦、鸽子、煎饼、豆浆、油饼、尘土、老公交、自行车，以及时不时传来的叫卖吆喝声，沙哑的京胡伴着并不专业却执着的票友的唱腔声，让那个有点灰色却很透明的年代拉得很近。美院在温普林、毕建锋等几个好事者组织下，串联了中央戏剧、中央工艺、音乐学院、电影学院等院校的积极分子和文艺骨干，排演了中外名剧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舅舅的梦》和老舍的《茶馆》等剧目。由于有专业院校师生的积极参与，所以在服装、道具、化妆等方面大大接近了专业水平。特别是排演《茶馆》，不仅获得了北京人艺在服装、道具方面的大力援助，甚至得到包括于是之、蓝天野等大名家的支持。

记得还是在帅府园交通中队礼堂，《茶馆》隆重上演，美院的许多老先生及同学，还有兄弟院校的凑热闹者，挤满了大礼堂，人气爆棚。其重要看点在于“穿帮”，高仿的舞台场景里，时不时会见到电视机、录音机的身影，造型逼近原作的人群里，可能会闪现红卫兵身影，以及跨时空的对白、招贴和用具等，用当时的说法叫“穿帮”，用今天的说法叫“恶搞”。令人忍俊不禁。

      行为艺术

行为艺术传入大陆的准确时间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而央美是其重要的萌发地。1983年暑期，央美校园里来了一帮法国艺术院校的大学生，从作品的参观交流，到比比画画的语言交流，到学院操场的在大块布幅上的两青年集体绘画行动，再到互相在脸上、手上、衣服上的绘画涂鸦行动，临了，央美学生现场做了一件令法国佬瞠目结舌的作品——将车棚里的几十辆师生的自行车，像堆积木那样码成了一座山。作品成了，视觉麻了，却也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公安民警担心有人搞破坏四下凋査，毕竟，在当时的中国没见这样做“作品”的。那几年，以温普林等为组织者的行为艺术活动，渐渐从美院渗透到北大清华等院校，作品形式以包扎为主，穿插着摇滚和现代舞表演，最终酝酿出1987年有上千青年人参加的在长城的《大地震》综合行为艺术。那时作品的语言虽然显得幼稚粗糙，但是它发出了强力的声音，对打破艺术的传统禁忌，开拓观念意识，丰富艺术语言表达，具有里程碑意义。有了这些铺垫，“首届现代艺术大展”上岀现的多件行为作品，以及90年代各地出现的行为艺术浪潮，便不难找到上下文关系。

实习花絮

央美当时被全国艺术界誉为皇家美院，强大的师资力量、丰富的国内外艺术资讯，还有令地方艺术院校羡慕嫉妒恨的实习经费。经费按年按人头划到系里，这在当时人们普遍月工资三十来元的现实中，的确很有优越感。记得1983年的实习，是由尚在读研的朱青生给我们带队，在实习准备会上，他严肃认真地宣布了实习纪律，临了，他悄悄提醒大家多带武侠书，少带专业书。在南下的火车上，他自豪地拿出一本《射雕英雄传》向大家炫耀。在南京玄武湖，老朱带大家下湖游泳，湖面大得出奇，多数人只敢在岸边狗刨，我游了不足百米赶紧折回，只见老朱乘风破浪，硬是游到了干米外的对岸，大家看得眼睛都绿了。后来得知，这家伙长在长江边，读大学也在南京，浪里白条之名不虚。在山东四门塔，汤先生带我们爬上高架画洞窟剖面图和平面图。在普陀山海滨，陈二幼几个泡了海水趴在沙滩晒太阳，结果被烈日灼伤（正确的做法应是用淡水冲洗后再晒日光浴）。不管是集体实习还是分散单独行动，不管是去哪座城市，基本上是奔着博物馆而去的。在上海，我们奇怪博物馆怎么会在南京路闹市，餐馆里的跑堂则对我们这些外乡人一人喝十几大杯啤酒大惊小怪。在大连，老旅顺的丰富馆藏远没有长得像火焰一样的松树迷人。在天津，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当地人往往会反向指路。在太原，除了晋祠真的想不起来那座城市的模样了。在西安，老要揣摩兵马俑与关中人的面相关系，为什么几千年没有变化？实习的收获不仅仅是阅历史，还在于阅人阅风情阅社会。

同学行踪

  在央美的大学时光以外，学长、同级、学弟学妹们的行踪是我乐意关注的，不管他（她）们是荣华富贵，还是一介草民，我都会常常送上祝福。朱青生活跃在北大；易英留在央美做教师爷；费大为早年在欧洲，近年多在京做策展批评工作；侯瀚如以独立策展人身份驰骋于国内外；温普林早年热衷于行为艺术研究和藏区纪录片拍摄，近年在长城脚下经营自己的“温家堡”庄园；王为民早年去了曰本做文化研究；王林的主场当然是四川美院，但策展和批评工作遍及国内外，近年分别在西安美院和人民大学当博导；谭天一直没离开广美，不过兴趣更多是在画画；谭力勤、周彦、曹星原、孔长安早年去了国外；王水泊早年去了加拿大做电视工作，近年被聘冋母校教影视课程；谭平在母校任官职；范迪安在中国美术馆做馆长；尹吉南、余丁留在系里教书。本届同学已知情况如下：金家棠早年去美国杳无音讯；陈二幼嫁到澳洲生儿育女；米洁在油画协会工作；张晓军、曾陆红在文化干部管理学院任教；高火留系教书：范水在文化部系统；娜儿、阿不力米提（不幸病故）、迪力夏提在新疆艺术学院。其他同学情况:李迪早年去了德国，近年常驻京城；祁志龙、刘永刚、傅薇薇、布日固德、段江华、孟禄丁、张群、周祁、尹齐、王友身、毕建锋等在宋庄；刘小东、展望、孙为民、吕胜中、刘庆和、龙力游、王中、喻红、申玲、谢东明、刘丽萍、陈淑霞、李贵军、周吉荣、李爱国、王智远、马刚、金日龙等供职于母校；王华祥苦心经营他的飞地艺术坊；黄笃作为独立策展人活跃于国内外；李旭在上海工作；冷林供职于国外艺术机构；翁菱作为女性策展人先在上海，后重点在京城发展；诸迪在文化部艺术司任职；安远远在文化部供职；赵力在京城从事艺术市场研究；许庾岭、唐殿全、贺丹晨在川音成都美术学院任教；尹刚在成都从事其他职业；李卫民早年在西安美院供职，后不幸病故；钟捷、黄华三分别供职于人大和民大。此外，在艺术圈成绩斐然的方力钧、赵半狄、曾浩、杨茂源、刘炜、洪浩等。

本文节选自《中国当代艺术批评文库：陈默自选集》，笔者陈默，1986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后分配至四川美术出版社工作，长期从事美术出版、艺术批评和展览策划工作。现任四川川音成都美术学院美术系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