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美术学院附中60年》大型展览，于2014年3月29日在中国美术馆隆重开幕。展览同时中央美院附中举办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60年：1953—2013”展览研讨会。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建立于1953年，是在徐悲鸿先生和江丰同志亲自倡导和直接关怀下，在第一任附中校长丁井文带领下，建立的新中国第一所正规的中等美术专业学校，在中国中等美术教育乃至中国现代美术教育发展中具有特殊地位和影响。60年来从附中走出的一届届优秀的毕业生，长期活跃在美术教育、艺术创作、影视创作和导演、戏剧美术、新闻出版、服装设计等领域，不仅为母校赢得了极高的声誉，也用他们的创作成就书写和见证了附中辉煌的发展历史。这次展览展出的是60年来附中师生创作的有重大影响的作品，以展现附中60年来在各个时期的教学理念与办学成果。展览由四个部分组成：中国美术馆馆藏的附中师生创作的重要作品、附中历任教师作品、附中学生留校优秀作品、附中校史。
“中国美术馆馆藏的附中师生创作的重要作品”大多数是历史题材，如孙滋溪先生的《天安门前》、周思聪先生的《人民和总理》等作品，是对新中国辉煌而又艰难的发展历程的艺术再现和敬仰，为国家美术馆珍藏。
“附中历任教师作品”的创作者，既包括老一辈先生们，如赵允安先生等，也包括时下在任的年轻教师们。一代代附中教师薪火相传，他们的作品展现了创造性在美术教育中的重要性，也表达了他们自身对艺术创作的蓬勃热情。
“附中学生留校优秀作品”其作品创作时间跨越1956年至2014年间整整一个甲子，是60年来历届附中学生们学习、创作的记录，他们以自己年轻的作品为时代嬗变留下了一份份宝贵的资料。
“附中校史”是以图片、实物、档案、视频和简要文字组成的展品，集中展示附中在校尉胡同、隆福寺、花家地和燕郊四个时期的面貌，让观众在时光变迁中感受附中60年的发展。
通过这次展览，我们可以看到附中各时期创作的时代特征和人的精神状态，及各时期的教学理念，清晰地呈现出附中教学的发展脉络：即在创作教学中如何体现附中专业基础教学的全部内容（观察感受能力、构思构图能力、形象造型能力、色彩处理能力等）；在教学中如何培养具备比较全面的基础素养、以现实生活为依托进行艺术创作的艺术后备人才；教师如何开启和调动学生的创作能力和创作热情，教师如何通过创作反补教学和参与国家文化建设。通过展示这些作品，显示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在时代的变迁中，在应试教育大潮中是如何坚守高素质艺术人才培养，紧随时代发展，走自己文化艺术发展道路的。
“中央美院附中60年”展览是附中60周年校庆活动的一部分，准备了近一年时间，附中师生都为本次展览的举办做了大量工作，从文献的整理、策展到布展都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中央美院附中以本次展览为契机，梳理办学历史，反思当前教学，并通过研讨交流等，加深了师生对当今教育的理解和认识，明确了今后附中的发展方向。
广军（附中59届）：
附中那个时候的教学，主要是学苏联的美术学院附中。那时学习的热情非常高，老师都是很优秀的了，对我们的影响很大，不光是我们说的标准的素描，所谓的基本功训练，还包括做人或者是其他方面修养的提高。赵子平先生经常给我们欣赏音乐，在那个环境里面，每天清晨就是要放，每个宿舍里都要放古典音乐，让大家起床。沉浸在这样的一种艺术气氛里面，我觉得那时的我们是很幸福的一批学生，这段经历对后来的影响也很大。
大家都觉得丁井文校长是一个父辈，像父亲一样的，没有那种我们想象到校长的不可亲近样子，他就是一个家长。衣食住行等等，他什么都管，确实难得，特别是他，请郭沫若、赵树理、吴运铎来给我们做讲座。丁校长把能力所及的都给我们拿到教学里面去，对我们的影响都很大。
其实这个六十周年这个纪念活动还有展览，我可能没有回去看。我们展览的那些成绩，是已经存在的东西了，是显性的东西，显在外面的。但是我想它不能够涵盖我们整个附中教学所有的成果。我想首先不是说我们展览这些东西，摆在那儿，我们做了哪些东西，也不是哪一个人从附中出来以后，今天是一个大画家了多不起，这些都不算，我想更主要的是附中能够培养我们对艺术思考的能力。这个思考能力意识，一方面是按我们过去的教学要求的路子去想，还有它会让我们从另一方面去想，让我们能有多种的可能性，向各个方面发展的可能性。现在检讨起来，我想美院附中，虽然说我们是美院的后备军，但已经绝不能把我们当做小美院或者说美院的教学把我们附中全部笼罩，其实我们规模没有人家大，我们程度没有人家高等等。这是一个小型的美院。你如果不不强调我们附中教学的独立性——一种适合这样一个年纪学生的专业教学，特别的一种教学，那么走美院这个路子是比较容易的。比方说我在附中学过东西，我自己觉得在学校画个在附中画过大卫，我到大学二年级还要画大卫，是一种重复，当然其他的方面也是有一些冲突。你要和社会上高中毕业的那些学生，你要齐头并进，在这里面就有一个是我们到了附中以后，速度就有点慢了，附中学生的速度就慢下来了，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情况。
另外我想附中应该是一个根据青少年的特点，尽量的发扬、发挥或者说挖掘青少年的艺术的原野感和想象力的地方。
艺术不是只有一种面貌，它是百花齐放的。在附中这个空间里面，在实践里面给学生更多的艺术的熏陶，艺术的营养，让他们能够将来有各种可能发展。所以在附中，我说要有特征教学，这个要专门的去研究一下。你比方说现在的教学，我觉得抽象的教学，这些东西都是没有的。还有到现在，我觉得到附中还没有纳入版画课程，至少在选修里面有个版画在里面会更好一些。
在附中应该提倡更开心，更活泼一点，更淘气一点都无所谓的。一本正经不是附中要办的事情。附中有很多好的东西，比方说我就很赞赏附中的速写。
我们重视那些素描和色彩，所谓的那些基本功并不是创作，附中的孩子们还能干些事情，但是你想去做画家，那个比美院的本科生还差的远。美院的本科生只能说是画家前的准备，你这个附中是画家前准备的准备。但是有些意识还是要调一调，不能够只是把素描，色彩这些东西放在第一的。还有附中，我觉得应该是更丰富一点，是这样对社会适应性更强一些。
附中的教员是要贴身带附中学生的，要像父母一样的。榜样的力量更重要，他们首先要独立起来，有独立的思考，然后有独立的艺术表现，这样才好
孙景波（附中64届）：
我到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的时候第一个印象，就是当时孙滋溪先生正带着一批附中的老师在创作《当代英雄》。《当代英雄》是他的稿子，为了调动附中老师集体创作，把大家都吸纳进来，画了一个当时最大的素描。《当代英雄》这张画可以说是建国以后60年代反映我们一个大国在人大会上出入的时候，在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下，工农兵各界的一代英豪，那种对新中国建设充满自豪感的构思，这个构思的潜在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应该说这张画从他的素描稿公布到他最后重彩画发表，当时对全国影响很大，而且持续的长远影响就更深了。再接下来孙滋溪先生画的《天安门前留个影》，《两个老八路》，《小八路》这样的作品，同时于月川老师当时画的《翻身农奴的女儿》，油画像赵友萍老师画的《人民代表》、《百万农奴站起来》，毛主席到贫下中农家问长问短，把话拉的那种年画式的油画，最早开启的油画中国化探索之路，马常利画的《大庆人》，卢沉那个时候创作了应该说是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件作品《机车大夫》。这些可能你们这帮年轻人不是很清楚，像我说的这些画，包括王德娟的《曙光初到演兵场》，包括当时高潮和钱凌宇（音）先生合作的历史博物馆的合作画《高潮》，随后罗日成（音）老师在那里画的《红军长征过草地》，紧接着下来温葆带着毕业作品《四个姑娘》到附中，《夯歌》的作者王文彬。这一批年富力强，充满创作活力和激情的教师的加盟，在中央美术学院教师内部引起了一种创作的状态，同时这种状态也深刻影响了当年的美术学院附中的学生，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氛围里成长的。而且更有意思的是当时丁井文先生还不满足于此，他延聘社会上的名流到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来给我们做客座，不是讲座，有的时候就是给我们上课。他能把他们请来给我们现场上课，附中当时设课的内容很丰富，美院所对应的所有课程附中几乎都有。附中除了把素描当做造型基本功最重要的一个课程之外，它的色彩教学当中有水彩、油画、水粉，同时他还设定了像中国画的教学。中国画教学当中有人物的基础白描，有人物的写意，有人物的工笔，包括临摹，还有一张写生，除了人物画之外还有山水，山水还包括工笔山水和写意山水。此外还有书籍设计，这其中包含了版画技术，包含雕塑。
所有本部对应的课在那里都会有一个像国外学分制式的对应的设置，同学们在附中学习的这个阶段几乎把造型领域当中当时所涉及的工具和材料都能短时间的演练过一次。因为什么呢？附中有义务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自己更喜欢哪一门，哪一个课程是自己的长项，从而这个课程就有了，到了四年级上学期的时候相当一部分学生就开始有了面对美院的选择，比方说有的想考油画系，重点可能会在素描色彩方面对应练习，有的在书籍设计上成绩比较优秀，可能就准备考版画系了，有的是书法和水墨成绩比较优秀就准备对应着考国画系了，当时就有山水、人物等等。所以当时附中的这些课程设计门类很多，虽然时间短，但是不要忘记一条的就是这帮孩子在这么短的时间接触这些的时候，他会很珍惜，是非常好的学习氛围。虽然有的课大约只有三四周的时间，可是一旦接触了，他几乎把这所有的东西都学到了，因为他还年轻，像一张白纸，没有写过字，没有怀疑就进入状况。而且最可贵的是什么呢？因为当时附中设置的这些课教学都是很优秀的，所以我们在吃第一口奶的时候，现在回忆当年给予了我们的教学，从理念上是很正的，从资源上应该说是很好的，从技术、技法上来讲大家是充满好奇。
在我接近毕业的时候，附中在学校、社会上已经有了非常好的口碑，因为我们刚刚毕业三年以后像徐匡、梁强、汪国风这些由附中毕业直接走向创作岗位的这批学长已经开始赢得全国性的声誉了。徐匡当年不仅参加了全国美展，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青年艺术家展览当中获奖，王国峰的版画也是全国会展作品。当时对附中学生有非常好的口碑是什么呢？社会上甚至认为附中的学生基础扎实，由于学校的这种学习氛围好，所形成的创作能力在一定程度上不亚于美院，这时我们在毕业的时候附中已经赢得了社会上的认同。不要小看附中这帮孩子，他们甚至可能比外地的大学本科的还要好，他们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因为有附中老师这样的学术群体，附中当时教研在全国美展上所赢得瞩目的情况一点不比美院差。
我还要讲一个小故事，就是1968年我到北京搞外调的时候。那时候分到云南工作了，回到附中。因为这是我的母校，我想来看看我的老师，我对这些老师没有成见，尤其是我在外地，文革当中跟老师具体的恩怨都没有，所有的印象都是非常美好的。我觉得所有的老师对学生都是爱护的，我回到美院以后发现他们有的被剃了阴阳头，心里非常难过。因为又是外地的，我无所芥蒂，我依旧去拜访当年的老师们，包括丁井文校长，当时他被关在美院附中的学生宿舍里。一个学生当时偷偷告诉我，他说孙景波我们跟“老丁”说你来了，“老丁”说想见你一面，说你当年在附中挺调皮的。我说可以吗？他说行，可以给你安排，我真的就到把他关禁闭的学生宿舍间去见他了。我记得当时丁校长，因为旁边有两个学生看着他，开始我觉得氛围有点尴尬，还是丁校长替我解了围，说：“孙景波没事，我虽然被隔离了，实际上我跟你说是同学们在保护我，我不这样谁都可以拉着我去斗，他们现在把我关在这挺安全的，你放心。”还跟我一起回忆附中的事，“想起你附中的时候老喜欢爬树，挺调皮的，在云南怎么样？”我也给他讲了在云南的事情，也讲了我们一直很思念附中，两个人都很动情，差点没有流下泪来。当时我印象很深，我说毕竟是丁校长在同学当中那种无与伦比的个人魅力，即便在文革这样严峻的情况下，可能极少数的学生冲击过他，但是随后就被那些深爱他的学生保护起来的。我现在终于明白了，还有以隔离的形式来保护他们的老校长。
我认为由于是中央美院的附中，其他美院附中做不到的就是它有优秀的时空环境，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它的生源可以来自全国各地而非一个省份。在文化艺术中心，我们的学生在北京所能受到的熏陶那是远比其他地域的同类中学要好。实际上是它的教学师资条件仍然是全国最好的。因为它占据地理优势，在北京，还占有人和优势，生源都是来自全国各地，都是一些从小喜欢绘画，同时多数同学都是比较自信的。
艾轩（附中67届）：
在附中这段学习经历对我个人的艺术生涯来说是决定性的，如果没有这段培养的话可能是歪的。我们当时进附中的时候特别高兴，因为附中美院留苏这是明确的，附中做的好了到中央美院，美院做好了毕业以后就留苏。当时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很多人留苏回来后很受尊敬。画的苏派，这是中国油画的第二个阶段，我个人这样认为。从现代绘画史看，第一个阶段是法派，第二个阶段是苏派，第三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丰富多彩的派别，是不一样的。我们正好是生活在第二阶段，当时非常敬仰那些留苏回来的人的，他们也临摹了大量的苏联的绘画，我们看了那些画的展览感觉非常过瘾。
附中印象深刻的老师是温葆，因为我刚上七年级第一堂素描就是温葆教的，这次展览会上有他的《四个姑娘》。这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他教学特别耐心，特别认真，而且不厌其烦地给你讲，完全是那种启发式的，让你能够回味，能够接受，在一年级我成绩特别好。还有杨红太，他也教的好，他们两个人教我。杨弘泰教我三年级，温葆教我一年级，这两年都不错，学了一些附中的精华，打下了比较好的基础。同学我比较佩服的是胡永凯，我们入校的时候他们是四年级，胡永凯、王怀庆，当时我们看四年级的作业在楼道里挂着，当时非常佩服，简直棒极了。还有我们留级到我们班的张洪年，觉得特别精彩，还有言师仲，就是佩服这些人，还有我们班的杨刚，我们这三个人后来做研究生了，有两个人中央美院研究生，有一个是中国美院研究生。还有高班的佩服白敬周，我佩服的就是这么几个人。
我觉得附中这套教学体系太珍贵了，有成就的画家都是得益于附中的童子功，它并没有限制人的发展，它是一个最重要的基础力量。比如像王怀庆，以中国元素为代表的这些，跟附中画的是不相关的，完全是另外一套东西，所以说并没有限制他的发展。
但是那套不是乱舞乱挥就能画出来的。你看胡永凯画的中国画，也不是完全附中当时教的那一套，他演变成另外一种了，我们现在画的油画也不是当时附中教的那一套。比如说怀斯这一套，如果有附中作为支撑，对怀斯的理解和突破怀斯，再发展成自己的东西，都是起作用的，它是潜在作用，而且是风格多样化的，它没有把大家限制在一个风格里。所以我们毕业以后发展的都不一样，后面的先生更不一样，后面的先生像刘小东是弗洛依德那些东西，但是他有附中的东西作为支撑，附中那四年扎实的基础作为支撑，他才能驾驭那些东西，好像赵半狄也是附中的吧。
赵半狄等这些都是附中的，喻红、韦蓉，这都是不一样的，大家现在画出来的画都是非常不一样的，但是都是很有成就的，所谓附中限制了发展我觉得这是不妥的，不知道谁讲出的这个话。后来这些人附中的学生没有什么成就，不能赖附中，那是赖整个社会出现了疯狂的、浮躁的状态，就是艺术心理非常浮躁，希望一夜成名，希望能够突然间就成为了《纽约时报》头版的世界人物，这种荒唐的急功近利的思维控制了附中，使得附中的学生无所作为，毕业之后也都是跟画廊签约，商业的东西大量进入到附中。还有当代绘画的很多影响进入了附中。我觉得附中是纯粹的，是一种学院式的非常讲究的基本功训练场所，如果你觉得不需要这个训练的话你可以绕开附中，但是很多人希望附中的东西能够发扬下去，坚持下去，出现更多的基本功很扎实的画家。
艺术形式多元化以后就可以绕开附中，比如说你希望自己是一个杰夫·昆斯这样的画家，那你就直奔那个主题，不用基本功了。你想成为一个林斌这样的画家，你就老老实实在附中学，他基本上是属于一个老师手把手教你艺术学习的最基础的东西，是教你怎么看待事物，怎么看待体积、色彩等。就是我们上附中之前什么都不知道，后来这种眼光慢慢形成以后，才可能建立一个梯子，这个梯子建好了才能往上摘果子，摘葡萄还是摘枣都得站在梯子上去摘，我们美院附中确实培养了大量的人才，这是不可否认的。
我觉得美院附中现在的基础教育不但不要多元化，而且还应该更纯粹化，回归到原来的那个老实巴交的路子上去，现在已经够乱的了，这样的话附中是没必要设立的，美院附中就是非常严格的按照教科体系老老实实地出人才，出什么人才？有造型技能的画家，否则你上美院附中来干嘛呢？是为了美院，也应该按照这个路子去教，教出来非常严格的创作，就是在教学要素上是形的准确，美院附中恰恰培养了大量的对形把握的很严谨的画家，这是第一要素，如果你脱离形的话那你就没必要上附中，有很多的选择，外面的野鸡学校有的是，你没必要到附中来。我的观念就是附中要办得好的话，人要少，学生要少，要专心专注，培养的是尖子，选拔的时候就要尖子，师资力量要强。
美院附中是建构一个专业技术人才的地方，构造人才，不是说让你在这里边玩出新的，这不是附中的任务，也不是美院的任务，是社会的任务。那些人应该到社会上去摸爬滚打，犯不着在这么一个小区域里边苦苦地在那练基本功，没必要，有广阔的世界为什么非要把美院附中改了呢？改了什么都不是了，那他跟外面的野鸡学院就一样了，有什么意义呢？要是在里面搞卡通，搞连环画，搞什么所谓的实验艺术就没必要办附中，把附中取消就可以了。很简单，因为附中培养不出那些人来，附中只能去上素描课。这是最让学生讨厌的事情，你讨厌这个事为什么还要来呢？当父母的也是极其不负责任，既然你的儿女那么富有创造性的，为什么放到一个封闭的严格训练管理的机构里来呢？是他们的问题，不是美院附中的问题，美院附中要办的话只能老老实实地把现在这个路子扯回去，扯到特别老实严格的训练中。
恰恰严格的训练就相当于当时的黄埔军校和袁世凯的小站练兵，当时的中国很混乱，各地的军阀看谁厉害了，小站练兵当时是严格按照军校的一套来培养人才的，后来出的几个北洋军阀都是小站培养出来的。当时中国盗匪横生，外国的势力那么强大，各地军阀割据，孙中山搞一个黄埔军校出来多少人呢，看他是一个保守的学校，恰恰这个非常严格的训练出来很多人，后来统治中国的都是国共两党的高级将领全是黄埔出来的。
所以专业院校出来的人在大局能力上，在造型能力上强大的优势是一定会体现出来的。我是坚决反对美院附中改成别的，美院附中要么就是灭亡，要么就是坚持原来那一套。但是在目前现在很混乱的社会思潮状态下，反而是一支独特的非常干净的队伍，他出来的人可以重新拥有强大的基本功，如果这个强大的基本功带出各种各样的风格来这个还是有希望的。
我对这次展览的感受就是美院附中这个学校，在他的强大阶段培养出来的人才是足以证明美院附中的教学方针是正确的，我觉得衡量一个学校、一个机构的标准就是出不出人才，如果它出了一批影响全国的人才这就成功了，反之如果他后来的方向改变了，而学院是顺应了当时社会上的各种呼声，最终没有培养出人才，那就是一个失败的机构，或者是一个失败的学校。因此，附中是成功的。
倪军（附中79届）：
今天来谈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我觉得有一点像我们谈黑山学院。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黑山学院在西方的这个现代艺术和设计的历史上，有十分特殊的角色和位置。几十年之后，再看黑山学院我们对他当年的传播作用、种子作用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因此，上周六，3月29日号在中国美术馆开幕的中央美院附中60年的大规模的展览，也让我能够有机会全方位地来视觉上检视，检查附中整个五六十年的成果。当然它的面貌促使我有很多思考，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到了今天，在中国美术界带来具有历史穿透力的作用，它所培养的人才之多之广，这是我们很难去全面想象的。它的大量的生活速写，它的毕业生对于中国这个新时代的一个火热的生活，以及艰难的生活，以及扭曲的生活的这种描述，我觉得是一个视觉进步的历史画卷，这使所有参观展览的人都很震撼。
我想在检视中央美院附中过去60年的成绩的同时，更多的思考是后边的30年到60年，它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面貌，这个面貌是否符合我们中国接下来的艺术文化的发展。我个人如果从直觉上来说，看整个中国美术馆展厅的作品体现了依然是一种比较单一的训练。题材、样式以及表现力上还有相当多的欠缺的地方，还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以发展，另外就是它有我们过去几十年艺术形态的强烈的痕迹。好也罢，不好也罢，这是我们的历史痕迹，那么我们要尊重过去自己的历史。同时，更多地要思索未来我们如何去发展。特别是在今天，刚才和大家谈论了中央美术学院附中年年向全世界，不仅是我们国家的高等艺术院校，向全世界的艺术院校输送我们的毕业生。我们做一个简单的预测，也能知道今后中央美院附中的学生的面貌，10年、20年、30年之后大致是一个什么样子，一定是越加宽阔、开放、形式多样的。但我想要强调的是，我们要出现更多创造性的人才，更多的有超级想象力的人物，更多的对我国以及世界的视觉艺术的发展有重要贡献的人。
具体性的建议，我和马刚老师的意见是一致的，坚决的捍卫我们对于十五六岁、十六七岁的青年艺术学子在迅速地捕捉客观对象的能力，我们俗称的是画速写，这个能力上画速写的实质是迅速自己的捕捉对象和造型能力。全世界的要想画画、要想搞雕塑、要想搞视觉艺术的，这个东西不可以不搞，你不走这一路，不经过这些训练是成不了人才的。我们都姑且不去谈西方的所谓观念艺术家，观念艺术家否定你具体的形象，是靠想法，我认为他也要画速写，要有这方面的训练。苏式的长期作业当然要减量，从作业的量上、从每一次作业的小时数上都要减量，但是这样的一个长期作业的概念也要有，不应该去掉。速写的量我认为比我们那个时候非但不要减，加都可以，我们是每周都是交一定数量的速写，这个训练一定要留下。不是有一万小时的理论吗？你要学会一个什么技能，先不要说你上升到一个什么艺术状态，你任何一件事你投入一万小时。但是我们也不要迷信速写，我强调速写的造型能力的训练，我强调素描的训练，并且是在专业的老师的指导下，中央美院附中为什么说它有意义堪比黑山学院，就是因为中央美院附中对于造型能力的训练是对眼睛、手的训练，是对观察事物的方式方法的训练。它的训练是专业的眼光，不是业余的。
说到接下来中央美院附中具体要保留自己哪些好的传统，同时要有哪些改进。通过60年大展看到的以及我过去若干年看到中央美院附中教师的一些照片，发现同学们的作业摆在那，千篇一律，千人一面，按照今天现在艺术的发展来讲，这是个问题，大家过于雷同。就人类的一个能力来讲，我们经过一万小时，5000小时也好，8000小时也好训练的，大家都能够画出八九不离十的形象。这是人的基本的能力，也不要迷信这个东西。但是后边的东西中央美院附中到的三年级、四年级甚至于二年级，如何更加的保护独立这个孩子的创造性、天性，因人施教，让学生好好地去发挥，扬长避短，这是我们今后要好好讨论的。
美院附中也好，其他的艺术院校也好，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进来的学生不代表一切，不是说他们都是各个都是才子，没有进来的说不定就是大人才、大人物。我想借此机会，特别跟那些没有被专业的艺术院校录取的青年艺术家们说一句，建议他们就走自己的道路，因为这个世界是很宽广的。
在五六十年代，就是文化大革命以前的附中的毕业生，有相当一部分是直接走向社会，在社会当中发挥他的能力、发挥他的作用，同时也获得的一定的资历。他们没有经历大学一些过于学术的束缚。后来就不同了，似乎附中变到现在，学生一定要升学了，不升学的话就很尴尬，因为你的出处很有限。但是你要知道，上周教育部副部长宣布了一个重大的决策，就我们国家要拿出一半，大概是600所的现有四年制的大学转为中等职业培训学校，我们国家的整个的教育方向将有一个重大的一个转型，就是要培养职业人才。这一点是在学今天的法国，学奥地利、学德国，为什么？我们知道的1980年，人们发现巴黎好美、好大，到了铁塔上或者到了蓬皮杜的顶上，你俯瞰整个的城市，为什么漂亮？因为它的屋顶好看，因为你从高处看到的大部分都是屋顶。法国的职业学校有一个专业就是屋顶专业。出来三年之后得到师傅证，比利时也是一样，这是我的同班同学李毅（音）告诉我的，师傅证相当受尊重，比大学教授、大学生还要受尊重，而它的收入可观，完全使自己有生活的自信。我特别希望我们的国家走这条路，愿意读大学的自己进大学，不愿意读大学的，可以走向社会。美国目前3+2，法国五年毕业。今后我们的中央美术学院能否去结合吸收这个3加一个2，就是一个本科毕业，你要是3的出来解决师傅证，因此今后中央美院附中毕业的同学都是马校长给发的师傅证最好了。专业不仅是修屋顶、刷油漆，搞搞大理石、凿凿石头都非常好，一定要务实。深造、艺术创造的事情是自己的事。
我也不是时时刻刻以自己是美院附中的毕业生为骄傲，或者是过于自负，也毫无必要。附中带来的是什么，我明确地说除了一种教室里边和速写方面的训练之外，除了我们有幸得到王德娟、杜健以及其他的如翟欣建、孙为民、封楚芳这些业课老师、美术史老师、张邦兴老师，我们赵允安校长、丁井文校长，这些关爱、栽培、训练这些之外，我们得到是一个环境和土壤。我们学校的老师领导非常注重请校外的各行各业的与艺术文化有关的艺术家还有老师们来做讲座。我们附中人，文革前的和文革后的若干届，谁都忘不了这些讲座。大画家、文学家、科学家，我自己知道DNA、知道脱氧核糖核酸，是在附中的时候听讲座得来的，而且这个讲座是附中老师请来的，这个老师我忘了他叫什么名字，是中科院的，跟艺术一点都没有关系。这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而今天大家都在那画画，为了考试、为了升学，这是很糟糕的。
保持开放，保持向全世界敞开的胸怀，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应该永远保留下去的一个资产。
我们国家今天所有的问题，文化艺术的问题，都类似于考前班带来的问题——思想单一。我们要从制度上、要从大家的心态上改变，要包容，要宽泛，另外我也借此机会谈一点，就是今后我们要允许艺术方面的私人办学。
艺术院校一定要和社会上艺术家结合，让艺术院校的学生都开拓视野、增长见识，我个人在西方那么多年，也无非是开阔视野。
我觉得人所有的社会角色都要让位于它的作为一个人的角色。我基本上过去那么多年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是一个没有单位没有领导、也没有人发工资，完全是自己谋生这么过来的，自由散漫，然后就是喜欢画画，喜欢读书，这叫我去上课就上上课，谁叫我讲座就去一趟，完全是这么一个状态。我不是说极力的提倡这种状态，因为有的人可以这样过，有的人过不了这样的日子。我希望中央美院附中的同学们，一定要到这个地球或者是地球之外任何可以去的地方别回不来，走得越远越好。愿意回家就回家，不愿意回家在外面多呆几年没有关系。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每个人要找到适合他自己的状态，这个状态是要有一种精神素养，有一种灵魂的深刻的思索，要有一个自己和天、天神之间的沟通。你总要有形而上的精神层面的更多的思索，才能决定你每天如何去行为、去创作。那么你的行为创作带来的结果，是人类一个分子的一个部分，它对人类的全体是有影响的，是有一定的意义的，有一定的启示作用，这就是所谓身为艺术家，我们这些人的生活的一个基本的概念、一个状态，那么毫无疑问是很艰苦的，但是要怀抱理想。
滕菲（79届）：
在美院附中印象深刻地首先是我们自己班的同学。跟我们的前三届比较熟，因为在一个院子里生活，尤其我们第一年进去的。我们是文革以后的第一届，七九年，那时候刚刚到北京报到进入附中大院，其实它真谈不上一个什么大院，就是一幢楼和一块平地，搭起来有两个篮球架子，那边矮的那个角落里有一个厨房、食堂。我们第一届，我印象中好像是39个。
当时印象深刻的老师，包括后来张邦兴，搞理论的，还有老的校长赵允安，我们最早是丁井文老校长，丁井文老先生现在已经不在了，赵永安是副校长。所以说我们那个年代，校长这些人物，都是很鲜活的，因为他们也都很年轻，有时候我总是在回顾，现在自己都50有余了。
我是六三的，所以我们班比我大的，像马刚现在当校长了。我想讲的经历，在我印象中最深的，就是我们把这个学校共同建立了起来。为什么这么说？比如说那时候去还没有图书馆，同学就第一波嘛，挺爱读书的，也有这样的需求。就是在我们的要求下，后来图书馆就逐渐建立起来并且建得挺好。所谓好并不是说它层次有多奢华，而是它的藏书量特别大，是那时候我们获得的信息的主要来源。我们附中的藏书量比当时的美院还要多，那个时候对信息资源不那么丰富的学生来说，那是非常富有的一种状态了。对面是美术馆，那时候也是艺术资源相对比较集中的一个场地，所以有什么好展览都可以看到。
当时附中像孤岛一样，旁边就是隆福寺，一把火以后隆福寺就箫条了。那时一到周末我们就会出去，在隆福寺这条胡同里，有工人俱乐部，到头上有一个电影院，我们那时的文化生活，除了电视机，可能就是电影院了，当然那边还有一个美术馆。我们附中的位置就在现在的三联书店，现在美术馆那儿，对面有一个三联书店，就挨着我们附中。附中后面原来是高高的民航大厦，它完全是一个热闹的地方，但那时候的热闹，跟今天来比还不一样。它还是可以接纳的，不像现在熙熙攘攘嘈嘈杂杂的，那时候商业性没那么强。好多传统的小巷子里的小吃，北京的清蒸，老的东西都还有。除了这种外围的生活，里面其实特别的简单，就是我们学生宿舍，教师，开始刚刚恢复，一点点隔起来的。
附中生活还好，对我个人而言，我想那个时候大部分人都是一样的，对物质这些东西根本没有太多的要求，有一点什么就很满足的了。但更多的还是这样一个学校，从这样的年龄，你所受到的熏陶都是很纯粹的，很理想化的，很美好的。所以这个对后来上大学，一直还是一种指导，自己的精神世界它有一个方向在那儿，一直影响到现在。当然这个过程中，你大学新的东西进来，去修正，去巩固，可能你又出国留学，你也有更多的视角去看待一些问题，但是那个基础，我觉得好像就像一棵树苗一样，你培植在什么样的土壤里面，它可能长出来的东西是基础，或者营养，营养非常丰富。那个年代，我刚才说的上课，设置的课程，好像听起来是那些，但是我们还有各种各样的讲座，你会接触到很多姐妹艺术的东西，学校可能还给你开钢琴课，我们愿意的话也可以学钢琴，也请来过，都参与过，但是都没有坚持下来。
一度，附中总提“童子功”，所谓童子功它应该是一个人成长的综合素养，而手头技能的功夫，只是它一部分。你的思辨性，你读书，你画画，你动手，你思考，然后你对问题的一种包容能力，接纳的一种能力，这种的综合类素养，我把它定义为“童子功”。你有这么多的时间和所有这种基础让你去做这样纯粹的一件事，跟没有条件的人相比，你肯定是吸收的养分多，你自己还得学会去剔除，你自己要去梳理，因为也不是什么东西都是填鸭过来我都接纳了，也可能人那个年纪也有一种本能的东西，对你适合的你就吸收了，还是要有自我（思考），但这个东西是后话了。你接着再往下走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些东西好像自然而然就留在你的身上了。
童子功这个东西不要狭窄地去看，如果仅仅是素描绘画那个技能性东西的话，那个东西不能作为全部，我认为童子功应该还包含了他在那个平台里面他所接纳到，吸收到所有艺术养分的这样一种可能性，那个东西可能性越大，或者机会越多，越扎实，越丰厚，他这个童子功，所谓的童子功，如果非要说是童子功的话，这就是一个好事。否则不见得是好事，可能就禁锢住了，好像束缚住了。
其实我们后面这种例子也是蛮多的，就知道那点东西的时候他对别的东西不感兴趣，甚至他完全拒绝，这样的功夫你再好，它也不会激活，它是死的，因为他不关注当下，他不关注新的东西，他不关注自身的这种需要变化，你那个东西不就成为一潭死水吗？他不会激活，他没有真正跟当下发生一种关联。我认为那个就不一定是好事了，这个也不能说童子功好，童子功好在我看来它是一个综合性的，它是一个完整的东西。
在我们的印象里附中比较注重这种基础训练，但是现代艺术形式也多样化了，附中是否需要改进，这个问题我认为不能割裂开来考虑，那个基础是永远可以要的，但是的确，就像到了大学也一样，附中也一样的，或者每个领域其实它都一样，不同的时代它其实你的生活方式，或者说所有你的领域内都发生了大的变化的时候，不叫与时俱进吧，但是你要丰富它，要修正它。最精良的最好的那些传统的东西是要保留的，但是并不能说我固步自封了，我就这点东西了，那你就跟不上这个需要了，当下的这种需要，所以说现代人，或者说不同时代的人他总是要在变化的，要在发展的，所以说你的基本功怎么去看，除了最好的那一部分一定要很好地保持以外，别的东西你也要丰富进来。
刘小东（80届）：
1980年，那时候我在家乡已经读到高一，考上中央美院附中，也是很偶然的机会。爸爸读报纸，看到美院附中招生的晚报，那就大胆地报了名。也没想到就考上了，很出乎我意料。小时候也没有出过远门，知道这个学校招生很少，没想到能考上。
因为附中招生特别少，而且刚刚改革开放1979年第一年恢复招生，1980年是第二届。我们那届全国招23个，能考上招生量这么少的学校，又是全国招生，这学校质量又非常好，的确是非常骄傲的。
那个时候我们很小，走一步看一步，那一步能走到这儿，就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了。考上的孩子聚在一块，都带着骄傲的情绪。当时学校气氛像一家人，老师特别认真负责，同学之间自学能力也非常强，都是不满足于课堂的一些知识，课下也在不停地去吸收，而且刚刚改革开放，整个文艺界也是国外的现代主义思潮大批涌入，所以那个时候全民都有一种理想主义热潮，都有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激情，整个氛围是那样的。
附中孩子都有附中情结。来的时候比较小，十六七岁，世界观正在形成的年龄，非常关键的年龄，其实在这个年龄给他扔到哪儿，他都会受到那里文化的一种影响并终身难以忘记，所以我们那一茬基本上世界观、价值观，都在附中形成，所以非常难忘。
好多朋友，按现在讲都是发小，很小就在一起，一直有往来。比如王小帅，第一年还不太熟，第二年慢慢熟了，第三年就变成比较好的朋友。他比我低一届，因为他考的是电影学院，我已经提前考上了美术学院，所以这么多年还在一起玩儿，我觉得跟那一段的经历特别有关系。
附中已经形成了某种艺术观，再往后其实就不断地丰满这个艺术观。已经形成了，就很难有大的改变。所以后来上美院，我觉得记忆里头很多事情没有附中记得更清楚，因为附中那个时候下乡，每年都是农村课堂，那都是生长的地方，在这个年龄所了解的世界，基本定下来你的基础。
在美院多年的教学中发现，我学生的整个普遍素质都蛮好的。虽不能太一概而论，但是教过那么多学生，大概有一个规律，附中孩子知识相对比较全面，各方面素养都比较好。外边的孩子呢，有的时候会偏激，偏一些，但是也会有很出奇的才能，这个附中的孩子有时候比较安分一些，没有那边的野性。比如外边来的考了几年，他有一种社会的野性在里边，各有千秋。附中的孩子有点像自己的亲戚，不管是几代以后的附中孩子，你都能体会他的内心。
一个人在他最能吸收知识的年龄，多吸收知识，一定对将来的发展有好处，而且能够使他的发展更加长远。有的时候暂时看不太出来优势，时间再拉长一点，优势就慢慢会出来。也许他以后不见得一定从事艺术，即使当一个孩子的父母，他也会尽量的能做得好一些。
我觉得这个方面不能仅仅以能不能当艺术家，作为人生唯一的评判标准，所以童子功的全面能力的培养，其实主要是对一个人的素养起非常好的作用。
每个人都要考大学，这也是新的时期面临新的一种整个社会状况，包括整个社会教育，个人、学校的成长，都对附中形成了一定的竞争力。过去没有个人办学，只有附中一家，或者只有少数的艺术学院有附中，那么它的竞争优势肯定是强，它不用着急，也就挑选最好的学生。而现在的附中教育，他也在追求升学，面对着全世界好的学校，不仅仅盯着中央美院，所以他的教学肯定跟以前不一样了。
整个艺术教育也变了，美院也扩大了招生量，其实过去那种骄傲和神话，已经慢慢地全部打碎了，大学变成了普通教育，不是精英教育，想回到精英教育是非常困难的。面临这么大的一个转折，可能升学率也变成附中的一个大的要求，要是升学率不高，学生也就不来了。这是普遍教育和艺术家的教育是一个永远也解决不了的矛盾。
教学也会面临很多矛盾，要还想恢复精英教育就得招生量减少，过去一个老师带五个学生，现在带五十个学生，效果肯定不一样。这不是一个校长能决定的，国家还根据很多招生量的多少配备资源，所以没有选择。我觉得，过去附中的好是精英教育，现在连大学都不敢提这个精英教育，因为它的招生量越来越大，非常难办。
附中就是在一个小院，在隆福寺一个小院里头，冬天一操场都是煤，还烧锅炉呢，经常还有一堆一堆的羊腿，羊肉，大白菜都堆在那儿。到秋天，大家都可以打枣吃，就像一个家庭。
每天只能在食堂上吃饭，社会上也没有那么多饭馆，学生也没有钱，都在一种生活水准上在生活，十好几个学生住在一个宿舍，大家也没有什么隐私，反正也都能睡着觉。
有的同学家庭稍微好一点的，就是吃稍贵一点的菜，家庭不好的就买咸菜，很便宜的。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基本就三届学生，我们上一届，我们一届和我们下一届。上一届招生的多点，三十多个吧，三四十个，我们二十三个，下一届更少十三个，一个院就百八十人，有时候一起下乡，一起劳动、画画。是不可重复的一个经历。
那个时候没地方住，就把一个教室劈开了，装满上下铺，学生都住在那里，那个时候隔壁还住了李天祥，赵友萍，好多老师都住校，或者学校边上，院里的小平房里头。那真是一个家庭式教育的年代，跟现在一切都靠管理，靠维稳的时代不同。
但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一个特殊时代，现在应该是一个正常的时代。在一个正常时代，肯定从事艺术是个辛苦的行业，是一个成功率非常低的一个职业。特殊的时代，每一个学子最后都变成一个有点名气的艺术家，因为那个时候，社会的缝隙很多，整个教育系统还没有完全恢复，有特殊才能的人也非常少。
大家那时候还普遍不在学习的状态，都在等着当国营工人的时代。今天每一个孩子从小都受着一种营养过多的教育，从幼儿园一直到小学到中学到大学，都处在很怕掉队的时代，都在追赶着教育，都以为教育能改变命运，都在不停的改变中。
那么在多元的全民都动起来的时代，艺术家的成功率就是比较低的，社会不需要那么多艺术家。但是艺术院校又招生那么多，上了大学搞了艺术，他又搞不了别的，所以他的理想一直在控制着他的生活轨迹，会变得很痛苦。
你要学艺术，你就要接受这些。一个发达的国家，学艺术的人会更少一点，因为他的维持生活的成本太高了。谁都知道，艺术是属于天才的行为，你要是不是天才，就早早的远离他，别跟着受罪。
所以总的来说我还是认为，中国也越来越步入一种正常社会，处在教育水准普遍提高，劳动成本都在普遍提高的时代。从事艺术的人一定要想好，包括家长，这不是一帆风顺的事业。因为社会真的不需要那么多天才，社会不给那么多人机会，这不是说你努力不努力的结果，而是你如果要学了艺术，你就要认，把它当成一辈子的苦役，我成功了是额外之喜，不成功了，不要怨任何人。艺术是整个社会里最没有铁饭碗的一个职业，它是完全没有甲方的职业，完全靠个人意志。你要把你的意志，你的思想灌输给社会，让社会接受你，这个难度远远大于你有个甲方，人家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所以随着艺术学生越来越多，附中的孩子也越来越多，美院的孩子也越来越多，我希望每一个孩子都知道这一点。失败那一天，别怨学校，也别怨你的父母，也不要怨你自己，要承担起这种现实。
附中60多年，我今年50岁，我一直认为附中是我的家，虽然我的老家在东北，可是我十六七岁来到附中，后来一直在这里成长，我就没离开过这个校园，我没离开过这个母体，大学毕业又回到附中当老师，其实我所有的情感，世界观都是在这里形成的。
就像我希望我的家乡越来越好、父母越来越健康一样，附中的优势是能够培养全面发展的学生，他能够把一个人的素质全面提高，不要看眼前利益，我觉得它对于一个人的培养来讲，仍然是最好的学校，这我一点都不怀疑。
所以这个学校出来的孩子，无论做不做艺术，我觉得都是一个高品质，高素质的人。这个比成为艺术家更重要，因为他们早晚也会变成父亲、母亲，会变成这个社会有用的人，变成这个社会需要的人。他们会在各个岗位都能体现自己的高素质，能够把他所接触的生活做的更好，包括自己的家庭。说大了，包括对这个世界的改变，也许他参与其中，也许将来他会变成一个国家元首，都有可能，也许他什么都不是，但是毕竟他长大了，他过去是附中的，他一定有这种深厚的基础在那里，所以我对附中充满信心，而且充满了爱。
吕越（80届）：
我对附中印象很深，到现在我们也经常会聚会，有时候我们也开玩笑，觉得有“附中情结”，好像附中的同学就比大学时期的同学更亲。
课程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是速写的量比较大，每个星期都有速写的任务，差不多我很多时候都会找一些地方去画速写。当时有自由市场、火车站等，都会到那边去画速写。每个星期收好作业后，有一些好的速写被展览出来，当时也有美院学生画的比较好的，会放到我们附中的橱窗里展览。印象深的像徐冰老师的木刻《紫藤枣》；还有马刚老师的速写，都在橱窗里展过的。
到附中以后我喜欢给自己做东西。我记得附中有一台脚踏的缝纫机，是放在大师傅的休息室里，他们每顿饭之间有一个时间段可以休息，只有我到那儿去做衣服，我成了那个机器最频繁的人，有时候还吵着大师傅说“修修，还能磴缝纫机”。他们那缝纫机就是用来缝缝补补什么的，根本没想到还有人会去做衣服。
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那时候大家特别喜欢看大师的画册，学校成套成套的买进来。那时候看画册都是必须先洗手，管理特别严。那时只有一本时装的画册，其实现在想想那不是画册，是一本日本版的法文的期刊，几个月才来一次，只有我去看。图书馆的老师特别好，知道我喜欢这个，来了还特别告诉我。特别有意思，我觉得附中时候师生关系密切，像家人一样，他们都了解小孩的喜好。
我觉得附中的训练一方面很严格，一方面很有效，对我来说是一直有效的。像造型的训练，当时课上的现象就是画石膏、画素描的，但其实这种造型的眼力训练对未来的影响非常重要。
比如说我现在经常和学生、师傅们PK，我说这条线一定产生涟漪，歪了。他们不相信，会拿尺子去量，结果证明我是对的。眼睛非常准，差一点点我都能看出来，我觉得是得益于素描的训练。附中造型训练对于未来做服装、做造型、对轮廓，包括裁剪的精准度是非常好的。
还有色彩方面，我对色彩非常敏感，可以把这个运用的非常宽泛，有的时候是非常临近的色彩去比对，有的时候是非常强烈的色彩比对，都可以运用的很自如。我觉得都是这种训练的结果。
上大学以后，因为有过附中四年的底子，有很多课程就非常轻松了，这样就可以腾出精力来放在那些附中没有教过的，而且又是专业方面基础的课程，比如裁剪、制作、包括材料的认知，放在这些方面去学习，比其他的同学多了很多的时间和投入。
附中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体现在学生年龄小，接受东西特别快，而且从小打下来的基础是很坚实的，后来一步一步走下来都会体现到这种影响。
我当时赶上了中央工艺美院中国的第一个服装系，成为了第一届学生。2002年我来这个学校开始创办这个专业，也有很多思考，也有跟其他很多老师的讨论。我们当时很清晰美院的服装要有美院的特色。
美院服装系的发展，首先美院的环境是一个全艺术的环境，那是从审美的角度来说学生不能输。学生对品牌的认知要加强，品牌的概念一定要加强。我们三大板块的教学体系，其中有一个是品牌模拟，三年级的时候就要做限定品牌，四年级的时候就有自创品牌，所以时装的学生出去做自己品牌的非常多，比例非常高。也就十年，我们2006年才开始有本科毕业生，2007年才开始有研究生毕业生，短短几年的毕业生里面，也就一百人左右，大概有15%的人都在做自己的品牌，非常高的比例了。其实有些院校他们有很多年的历史，但是总体下来他们上千名学生都不一定有这样的比例，所以这个可能是教学特色带来的成果。
王小帅（81届）：
上美院附中以后，发现每个人画的都比我好，特不自信，就是觉得全国集中到北京来学习，真的让我感觉到那种强大的压力和气场，真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所以在这个特别专业的学校里有四年的学习，后来越往下走越觉得可能不够，因为那时候早期还是主要架上，然后美院附中也是属于先从基本的基础训练开始，很多后来出来的这种当代艺术的装置、行为，那个时候都还没有在我们的脑子里形成，所以就觉得要在架上面画，大家都追油画，觉得自己要考油画系才行，知道这么多人要考油画系觉得这是最难的，然后自己就有点没把握，这是非常非常真实的一个内心。第二个确实面对画画，面对一个静置的过程有一点觉得不够，希望拓展一些东西，所以就想到电影、话剧这个线索，也都是跟艺术相关。
我记得附中是三年级末最后的四年级要考大学之前要选专业，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自己选，自主选电影的专业，也没人教也没有办法我们就自学。
绘画给电影带来的就是一个审美的方式，我觉得特别重要。就是你看待事物看待外界也好，看待事物里的角度、态度，还有你自己的眼睛去发现，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帮助，不见得单单的是一些构图和色彩。
比较容易联系到的就是说，画画它有一个镜框，它在框内发生的事情，因此每一种构图运动当然它的结构组合和绘画的构图结构组合，都会有一些互相之间的共同之处，然后能帮助一个导演去判断这个结构里面的美感。这个完全没有经过美术的训练，可能这个把握上也可以，但是直觉性就不那么好。还有电影它有最简单的场景布置、一些刀具的陈设、服装的搭配，这些东西实际上也是需要有一定的审美眼光，根据剧情的需要或者根据人物的需要怎么样搭配，这些方面也是可能通过美术的训练也会有所帮助。摄影更不用说了，因为摄影有灯光，有光的光感、质感这一切，曝光的亮暗、对比度，这一切其实跟美术之间审美的要求是很接近的。但是像美院附中或者是专业学习美术出来，这一切都变成自觉，不是说非得去抠，而是一种非常自觉的流露。
80年代的时候从绘画转向电影的人，不算是非常多，因为在那个时候觉得电影确实是比较远，电影那个时候是用胶片来拍，所以一提到电影感觉确实比较远比较神圣，所以很少有人联想到自己可以去做电影的事情。但是在你转过去考学的时候，因为电影学院也希望进电影学院学习的时候，就有一些这方面的特长，特别是美术方面的特长。因为有很多美术的特长会帮助到电影将来的制作，所以我们有了这个特长专业再去进入导演行业或者电影行业，在当时来说是有一定的优势的，甚至受到了一定的优待。美术和电影其实是一个接线，审美是很接近的，所以他转过来只是一个身份的转变，比如说绘画的一个传统概念转移到通过摄影机去拍。而且我觉得将来这个门槛会越来越平，用数码就不像当年我们做电影难度和门槛是比较高的，因为它牵扯到胶片、牵扯到钱，就很谨慎，越谨慎的话这个行业门槛就高，现在因为数码机在这里，质量越来越好、像素越来越高，很多人用很家常的东西就能够把他心目中的影像做出来，所以这个时候从绘画到导演之间的转变就来的更多或者更浓。
对艺术电影的迷恋其实这个可能跟美院附中这么多年的学习和电影学院后来四年的学习还是有关系的。因为在美术这个领域一直到现在，不管他的形式发生什么变化都是强调着一个相对有个性化的东西。比如艺术家都在拼命的找自己独创的语言，或者是自己的视角、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技法，寻找自己的材料，都是要求独特性，因为这是一个当代艺术美术方面的特点，你要是拷贝跟人家一样，学习别人，那肯定就是低价值了。所以这方面就是强调了个体、个人这种艺术性，艺术性的行为越高，可能你的成就就会越重要，这些方面是这样的。那转到了电影方面也需要有一个嫁接的过程，电影恰恰是需要流行化、商业化，甚至你看一集成功了要拍第二集，拷贝别人的，只要观众喜欢他是通过卖片的行为来做的，所以流行化、通俗化就很重要。但是我们以前学习的东西要艺术化要有独特的特点，这两者有一个协调，这个是电影的特写。我个人从来没有走极端，因为现在很多的艺术电影是相当极端的，远远比我们现在做的要极端，所以我们只是在当代社会形态下，在忽略和不重视电影来作为艺术存在的情况下，尽量去告诉别人或者尽量让自己能够保持一点点电影作为艺术基本的底线。
原则上说就是缺少像美院附中当年那种教育，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要有发现的眼睛要有独特的眼睛，要建立自己的美学特征来做，把自己当成很重要的艺术家的态度来做这件事情，这样的话这种创作历程才是真正养分。
制作关于附中的纪录片是挺不容易的，因为这种大量的访谈、大量的素材，然后要总结起来，我觉得至少是得有一个导演，必须要有一个以导演为主的这么一个思路，让他来给大家出一些构思出一些方法，这样的话大家来看他的方法好不好帮助他去补充。还有就是导演也好或者别人也好，也需要一个文字的统筹，要把所有的素材和你们想怎么把这个素材梳理起来一个基本的思路要写下来，写下来之后在编剪的时候，根据这个线索再去谈，有些内容是有用的保留下来，有些内容可能太边缘了就可以摘掉，这个当然我说的也都是一些基本的把素材总结下来的这么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我觉得现在不用担心，就是不用太去想，这个东西呈现的有多么完美，多么电影化多么影视化，其实完全不要有这方面的担忧，因为你们做的工作最重要的就是在记录一些人们讲述的历史，记录一下这么多年附中成长的过程和历史，所以这个东西记录已经很重要了，这个素材已经很宝贵了，赵永安老校长还能说，能够接受采访，我觉得就是宝贵了。
人们总是怀旧的，我们总是容易在过了很多年之后说自己17岁，好像显得很珍贵。我们也是这样，一想到80年代初那个时候的附中，我们总觉得很珍贵，甚至有很多老附中会觉得现代的附中一定不如那个时候，但是现在的附中人我估计过了多少年之后也回想自己这段青春记忆，也会觉得很珍贵。唯一的差别可能就是说确实那个时候刚刚开始，中国从70年代从改革开放没几年，然后附中开始恢复招生，所以大家真是从全国各地过来到这个地方来求学，那个求学的心理那个感触是特别深的，不远万里来到了北京住在学校里，然后感觉自己出国出洋留学的那种心情，所以那个时候确实学习的态度特别认真，包括老师的教，也有用武之地了，要教给这些孩子们的那种心情，所以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感情特别好，一个教一个学，相处的特别特别好，这是非常珍贵的。但是也没有现在发达，你看现在可能硬件好了，什么也都好了，那是不是求学的心还有那么强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好久没有在附中学习过了。现在有现在的好处，所有的可能性、信息的传递非常好，对学习是有很大的帮助，可是珍贵性我觉得是不是不如那个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