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年前的八月底，酷日骄阳正烘烤着山城重庆，那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的“黑色飓风”即将席卷年青共和国大地，一个年仅15岁，身高1.43M的瘦弱小男孩，吃力地提着一个旧旧的、那个年代特有的那种深灰色帆布旅行包．(包里除几件简单的换洗衣物外，没有一件能抵御北方严寒的冬衣，只有一件妈妈冬天穿的薄薄的旧红毛衣)以及一个用黄油布包捆起来的铺盖卷，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昏黄的灯光下挥泪告别了父母和弟妹，踏上了去遥远的北京的求学之路，从此开始了几十年在异地他乡漫漫的、艰苦的学习之旅、奋斗之旅、成长之旅……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无论是在学习上、工作上遇到困难和挫折的时候；无论是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堪回首的岁月中，所经历的那些难熬的日日夜夜；无论是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在艺术创作最好的环境中，自己担任美术设计的《红高梁》、《老井》、《黄河谣》、《天地英雄》等影片获得了世人瞩目的国际国内大奖的时候；无论是站在华灯眩目的“中国电影金鸡奖”领奖台上，手捧金灿灿的金鸡奖杯，沉浸在鲜花、美酒和掌声中的时候……总有一副精致的对联浮现在我眼前，一个苍老而溟濛的声音在脑际中廻响着(真不是瞎编)，激励着我去克服困难，勇往直前地向自己从小幢憬的目标、奋斗的目标去拼出最后一把力气，争取一个好的结果；去冷静面对虚浮的光环和荣耀这些身外之物，脚踏实地地去做一个真实的人，做一件实实在在的事……那就是几十年来深深铭刻在心里的附中门厅里的那副对联——“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放清香”。
1960年8月底，我矮矮的个子，身子歪斜着，费劲地提着旅行包和一捆铺盖充满迷惘地踏进了附中旧式门楼的大门，黑黝黝的门洞里一个胖墩墩的老大爷操着我非常陌生的老北京腔迎上来问我是哪一个班的新生?(不久知道他是李大爷)。照着李大爷告诉的路线一进大楼的门厅第一眼就看见了叶恭绰先生题写的一副对联——“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放清香”。它镶嵌在长条形的红木镜框里，挂在一架雕刻精美的紫檀木大穿衣镜两旁的白墙上，是那么醒目、庄重、神圣!附中四年每每走过门厅的时候，都情不自禁地要瞄它一眼，它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谆谆告诫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孩子们从此走进了一座充满艰辛和风雨，充满荣耀和光环的神圣而凄美的艺术殿堂；走上了一条充满变数的梦幻之路……
叶恭绰先生(1881年——1968年)他是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书画家、文物鉴赏家，是一代著名的爱国学者，他高尚的品德更为后人所敬仰。
4年的附中生活给我留下了很多很多永生不灭的记忆，值得留恋和珍惜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在艰苦的物质、·生活条件下所练就出来的顽强的生存自理能力；小同学之间那种惜惜相依，纯真、无瑕、真诚的友情；自觉地、发奋地刻苦学习；先生们对学生真诚的关爱，教育我们要热爱集体和祖国，循循善诱、潜移默化的教育我们要对民族承担责任和使命……，这一切也深深的影响着我后来的学习、工作和生活……这一辈子我估计是忘不了啦!我要由衷地大喊一声：附中!我感谢你!丁校长和先生们!我感谢您!
北京故宫和天安门，那是从小学课本上就知道的共和国最令人神往的地方。记得是开学后的第一个星期天，我和同是由重庆考来的夏扬金(当时整个四川就考来我们俩人，他比我大两三岁，附中四年他处处像大哥哥一样呵护着我，至今我对他深怀感激之情)急不可待地约好一起到神往已久的故宫和天安门去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模样。金碧辉煌的宫殿、巍峨的高墙、遒劲沧桑的古树真令我们目不暇接，但我无意中发现来参观游览的人总拿眼斜瞄我俩，甚至有人还指指点点的窃窃私语和发出一种莫名的怪笑，我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是我俩寒碜的装束打扮吸引了他们的眼球。那些人的脚上除皮鞋、球鞋外起码都穿着一双布鞋，而我俩居然是一双赤脚!一双光脚丫子在故宫坚硬的砖石地面上叭哒叭哒地走来走去，自如之极“毫无惧色”，怪不得引来了那麽多“北方佬”好奇的目光!(在家时我们真是整天光脚丫子搞惯了)。
无疑，衣服被子脏了自然得自己洗，可学校洗脸房里齐胸高的水泥池子着实为难了我一两年的时间，个子矮够起来费劲啦!(也许是北方水土和饮食的关系吧，1962年后我个子突然噌噌地往上长，一下子蹿到了1．70M左右，基本上奠定了我现在身高1.72M的基础)最让我终身难忘的是洗完了被单缝被子的事。在家时哪缝过被子呀?!我把洗好的被里、棉絮、被面按照记忆中妈妈缝被子的步骤一一在楼道里的乒乓球台子上铺好，揣摩着该怎麽缝?可是不听使唤的手和针总不能协调一致，默契配合，时不时针就扎在手上了，鲜血直滴答，真是钻心的疼啊!每被扎一针，我眼中都噙满了欲滴出的泪水……我把这些感受写信告诉了父母，据妈妈后来跟我讲，当她看到我信中描述的这些情景时都快哭成泪人儿了!……再难的日子也得自己扛着，天长日久也练就了熟练的本领，缝被子、补衣服袜子使针线都非常老到了，时至今日，我们家的一切针线活儿都是我承包的。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生活物质极度的匮乏。粮票、油票、布票、肥皂票、糕点票、糖果票等等发了一大堆，一切均在计划供应之列。每月家里给我寄12．5元的生活费(这几乎已经是我父亲月工资的一半了)。除每月交学校9块钱伙食费外，所剩的几块钱就是我每月买颜色、铅笔、纸张、衣物鞋袜的全部可支出费用了。偶尔还要挤出0.25元或0．6元钱去买一本前苏联出版的《星火》和《艺术家》杂志，它里边的画和插图挺好的。每月四两的糕点票和糖果票几年间我不曾记得买过它，也没有这份闲钱去“奢侈”一回，记得我十八岁生日那天晚上请夏扬金和周六炎去东四的小饭馆里每人吃了两个八分钱一个的门钉肉饼已经很快乐幸福了!由于国家遇到了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整个中国人民当时都在忍受着饥饿的煎熬，我们每月的粮食定量也从31斤降到25斤，对于我们这些正在长身体的孩子们来说几乎每天都是饥肠漉漉，每当上午上到第三节课时，只要听到伙房的鼓风机一响，窗口不时飘进来一阵阵饭菜的香气时，只要先生不在，课堂里就成了“精神大会餐”的“食堂”。同学们都盼望星期六那顿晚饭，北京有家的同学绝大部分都回家去了，我们这些外地的同学就可以分享本该属于人家的那份定量饭菜。先生和学生们几乎个个面黄肌瘦，营养极度不良，衣服裤子上都打着一块块补丁。当时丝毫也没有觉着有什麽寒碜和丢人的地方，这些往事在今天的孩子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天方夜谭”或说我们是在编瞎话儿蒙他(她)们吧？
生活是苦点，但同学们求知渴学的热情和努力丝毫没减。课堂上先生一丝不苟地教，同学们一丝不苟地画，几年学下来绘画的基本功都比较扎实。每到星期天或节假日，我们三三俩俩邀约在一起，用饭盒带上两个定量配给的窝窝头，夹上一块老腌疙瘩咸菜，步行到北京火车站、前门大栅栏等地去画速写，或到北海、景山，更远的到那时还是荒郊野湖的玉渊潭去画水彩，晚上回到一个班住在一起的大宿舍里互相传看着今天的收获，互相观摩，互相提意见，学习、探讨的气氛非常浓厚。“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从这种观摩活动中同学们都获益非浅，学到了很多课堂上学不到的知识和技能。
放寒假过春节，北京的同学都回家了，外地来的大部分同学都没钱回家团聚，这是我们最想家最难过的时候。(我直到1963年才第一次回家看望父母)寒冬腊月的北京窗外大雪纷飞，北风呼啸，地上积了厚厚一层雪。大年初一我们敬爱的丁井文校长和赵友萍、高亚光、马常利、杨红太、孙滋溪、王德娟、任之玉、李桦等先生到大食堂来和同学们一起包饺子来了!作为节日礼物，丁校长还给每个同学发了几块当时被视为稀罕物的水果糖。丁校长像父亲一样叫着我们的名字，一一询问我们的生活情况、学习情况，大家也忘了想家了，可数的几个女同学也不哭了，师生在一起说说笑笑真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完全忘掉了寒风似刀的严冬和少小离家的孤苦，热热闹闹，其乐融融……
中央美术学院附中位于北京东四隆福寺街的西口，占地面积不大，和崔府夹道胡同仅一墙之隔，唯一的室外活动场所就是后院的操场了。操场的北边有一座小小的假石山和两棵至今也难以忘怀的、枝叶遒劲的枣树，估计也得有百八十年的历史了吧?这儿先前可能就是崔府的后花园，从它的布局和规模上还能依稀揣摩出它当年的模样。赵友萍、李天祥先生就住在假山边上一间狭小的老瓦房里。我们这些南方来的孩子哪见过枣树呀?!一年四季春夏秋冬这儿都是我们最主要的室外活动场所和天堂。春天，枣树嫩绿的新叶给校园又带来了一片浓浓的春意和生机，枣花那股淡淡的清香吸引了无数的蜜蜂在枝叶间嗡嗡嗡地穿飞，辛勤地劳作着，为人类酿造最甘美的蜜汁；夏天，枣树的浓荫为我们遮挡烈日的暴晒，黄昏时同学们在树下跳远、玩儿双杠、举重锻炼身体；当秋风骤起大雁南飞的时候，眼巴巴看着密密匝匝的青枣一天天变红，我们的心里满怀着收获又甜又脆的大枣儿的无言期盼。这时，狂风裹胁着黄沙会经常袭击京城，我们总盼着这不速之客的到来，等大风过后，树上会掉下来很多滚圆滚圆的大红枣儿，少男少女们争相在地上拣拾，去草丛假山石间寻觅，别有一番少年的乐趣和欢快!虽然我们都年少好动，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好奇，但几乎没有人去偷摘成熟的红枣儿，绝对要等到“枣熟蒂落”的时候学校统一组织同学们去打枣，再分配给各班，这时，一盆盆的大红枣儿让我们个个欢喜雀跃，楼道里飘散着阵阵甜腻腻的枣香味儿，这是一个秋天另类的节日!在北风凛冽的寒冬，出外画画实在太冷了(灾荒年间大概是因为肚里缺少油水的缘故，总感到天气格外的寒冷)，枣树就成了我们最好的模特儿。无论是寒风中的干枝还是雪后初晴，枣树总以它独有的英姿和魅力，吸引着十个八个同学围着它在画速写或水彩。
附中毕业后我报考了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四年(1964年一1968年)的大学生活正赶上那黑白颠倒人鬼不分的年代，正经上课也就一年的时间，除此，就是下乡搞“四清”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了，我能有今天的思想和专业水平，完完全全得益于附中四年严格、正规的系统学习给打下的坚实根基。
我投身电影艺术事业四十多年了，我深知，阳光总在风雨后这朴素的哲理，不经过自己的努力学习，绝不可能潇洒地去享受“免费午餐”，绝对见不到风雨后的彩虹和阳光。这些年来，无论在事业上遇到什麽波折和跌宕，附中门厅里那副对联始终在无形地鞭策着我，激励着我去努力，去默默承受“炼狱的鬼火”所带来的煎熬，让浮躁的心态平和下来，让一蹴而就的幻想落回大地。当能用冷静的思考，理智的应对和脚踏实地的去努力、去付出艰辛劳动的时候，我想，我从小憧憬的目标可能就不远了!现在外面的世界也变得越来越精彩纷呈，充满了各种诱惑，但我依然热爱电影美术设计这“凄苦的祭坛”。——“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劫留清瘦，任尔东西南北风。”
如今，我从西影厂调到北京电影学院美术系任教十年了。作为教师我也曾经不止一次地在毕业生纪念册上庄重地给他(她)们写下了附中门厅里的那副对联——“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放清香”。也期盼他(她)们像附中先生期望我们那样在漫漫的人生路上，在无涯的艺海中去努力、去拼搏、去经受一番风霜雨雪的洗礼，天外才能飘来梅花那醉人的清香。
至今 偶有机会路过附中原来的后门口，我总会情不自禁地往校园里看看，见到“老朋友”依然枝叶浓郁生机盎然，仿佛枣树下又依稀传来了当年我们这些少男少女们银铃般的笑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