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春寒的季节，我国著名美术史美术理论家，中国现代美术史教育的开拓者和第一个美术史系的创办者王逊教授刚从牛棚里放出来没几天，就死在协和医院的急诊室，当时身份是右派和黑帮，没有吊唁和追悼，只是草草火化了事。但他作为学者的高风亮节和在专业上的高度成就，对教育事业的忠诚，却始终印在人们的心里，从1955年起我作为他的助教，有过较多接触，曾写过几篇纪念文章，今年适逢他诞生一百周年，兹就一些印象较深的小事再作一点回忆。

王逊先生对青年人的成长总是热心负责鼓励有加的。1955年我刚刚留校作他的助教，业务上基本上还是一片空白，不断去请教先生，他单身住在老美院U字楼旁的一个住室，里外两间，里间作住室，推门进去就是书房，先生长年都要上课而且还有繁重的社会工作。整天闭户作学问，我不断去请教先生，有时几乎是“踢破门”，但他从来没有感到厌烦，，不管他当时在做什么，总是立即放下专心致志的事情，来回答我所提的问题（有时是海阔天空甚至是极幼稚的问题）。不仅就问题本身作尽可能的解答，而且从问题的历史发展演变作尽可能的阐述，有时还找出他所作的卡片提供作参考。常常有问一得十之感。问王逊先生问题，有的偶而一时不能回答，他就明确说“不知道”，这对我教育极大，从先生处学到作学问必须要老实的态度，这和某些“学者”一方面觊觎别人的成果，另方面生怕别人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而“留一手”的作法是大不相同的。王逊先生从来不把掌握的学问当成自己的私产，他在1955年带在美院进修的外校美术史教师到南方参观，在南京博物馆看到题为阎立德的《职贡图卷》，他以丰富的学识当时就指出这绝不可能是唐代的画卷，因为画卷中的有些国家在唐代已经不在了，他还滔滔不绝讲了很多如何深入研究的问题，还说这卷画可以作一篇博士论文（现在这件画卷已收藏在国家博物馆，并已更名为萧绎《职贡图》）。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和王逊先生在西安逛碑帖摊，他敏锐地发现了阎立本画的“凌烟阁功臣图”的几幅宋刻拓片，及近似孙位高逸图卷的石刻拓本，且有题识，知其为竹林七贤图，他买到这些珍贵的拓片后都交给了学校，并作了一些研究。向别人谈起这些刻本的渊源来历，总是不厌其详的，不但使人们了解了刻本的流传状况，而且掌握了周密不苟实事求是的考证方法，可惜这些研究当时不可能发表。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开阔眼界和思路，王逊先生每遇到美术史同行如启功先生、徐邦达先生和谢稚柳先生，也总是把我介绍给他们，希冀我转益多师，尽快成长起来。

王逊先生曾受业于闻一多先生和邓以蛰先生，每当人们对他的博学高见表现尊敬时，他总是用对长辈时人的景仰来谈自己的才学、感叹治学功力不如前辈，记得1956春夏间，他曾谈起当年闻一多研究楚辞的情况，“且不说见解，光看他作的注释的一笔不苟的蝇头小楷，就足见其功夫之高深。使你不得不深研细读”。向达的稿子也足以让人作为艺术品看待。“看到这些，真鞭策自己是否能在美术史这一行会有所建树？”说到陈寅恪写文章大段引文都是靠背诵的，不须翻《唐书》。陈寅恪晚年眼睛失明，《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等书都是凭记忆背诵史书原文由秘书记录而成的。我们治史没有他们那样的才气，倘无他们的认真刻苦精神，肯定是难有所成的。我在五十年代曾有机会随王逊先生到北京大学朗润园去看望邓以蛰先生，那时王逊已是知名教授，但他在邓先生面前仍是像小学生那样必恭必敬，向老师汇报自己近年来的研究和工作，征求老师对创办美术史系的意见。王逊对创办美术史系从课程设置人员安排是费了很大心思的。可惜在已完成招生并开课之际，一场狂风暴雨式的政治运动竟使他遭受不白之冤，他一手创办的第一个美术史系也一度夭折了。